“江南药王”胡庆余堂140年资本变迁之路(组图)

　　文/孙群尔 朱慧 陆玫

　　谈及胡庆余堂，世人熟知的便是“江南药王”的美誉，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亲自写就的“戒欺”牌匾。自1874年创始至今，胡庆余堂历经140年，从创建到兴盛，从变故到黯然，再从新生到繁荣。然而时光轮回，天下第一号“药局”历久弥新，凭借的不啻是文化积淀与耕心制药的情怀。

　　试着将这家老字号从中药文化中剥离出来，沿着企业资本结构的变迁脉络，以现代经济的眼光窥其140年发展路径：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初，就聘任余修初为药堂经理；经营了10年，胡雪岩破产，文煜以“债转股”的形式收购了胡庆余堂；解放初期，成为杭州商业界第1家公私合营企业；10年后，股东履行国家赎买政策，变身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国企改制为有限公司……从最初的类似职业经理人制度，到公开招标合股经营，再到企业改制，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几乎在胡庆余堂140年历史沿革中的资本变迁过程里都能找到注解。

　　开业初即定职业经理人、员工激励制度

　　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不是药业出身，从13岁当钱庄学徒到富可敌国，一生开钱庄、收蚕丝、办洋务，到51岁事业鼎盛期投身药业，开办了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商界奇才虽不熟悉开药号治病患，但对经营之道确是烂熟于心。

　　创办之初，胡雪岩在上海《申报》等报章上刊登广告，招聘大药堂经理。听闻江苏松江县一家药号的经理余修初很有魄力，但因资金有限无法舒展才能，胡雪岩立即去松江登门求教。余修初侃侃而谈：“要成大气候，就必须以大资金投入办药厂、药号、药行和门市一条龙；办药业须以仁术为先，不应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胡雪岩一听大喜，当即聘用余修初负责胡庆余堂筹建工作。

　　凭能力凭业绩，而不是凭货币资本，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余修初的任职，与当下对“职业经理人”的定义如出一辙。世界上第一个职业经理人，1841年诞生于美国，在国家间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一百多年前，胡雪岩此举体现出超前的经营理念。

　　胡庆余堂的兴旺发达，与胡雪岩有功必奖的用人原则不无关联。

　　据记载：有一次胡庆余堂所在大井巷口发生大火，职工孙永康冒着生命危险把店门口的两块金字招牌抢进来。胡雪岩认为：金字招牌是药店的象征，孙永康冒死抢回，足见他和药店生死与共，即宣布给予一份“功劳股（干股）”。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干股”是指股东不必实际出资就能占有公司一定比例股份份额的股份，虽无实际控制权但能参与分红。“干股”在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这就是晋商的身股制度，是针对掌柜的经营者而设立的，胡庆余堂对有贡献的员工授予“干股”，值得深思。

　　胡庆余堂还设立“阳俸”和“阴俸”制度，阳俸是给对企业有过贡献，因年老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样发薪直至身亡，当今企业员工的病退及退休养老制已日臻完善，但在一百多年前的胡庆余堂拥有这种“待遇”实属罕见；更激励的是阴俸制，是指职工去世后，按其工龄长短发钱给其家属，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抚恤金制度的雏形。2012年，谷歌公司发布“遗属福利”制度—在10年里每年向去世的员工配偶或同居伴侣支付该员工生前年薪的50%，与胡庆余堂的“阴俸”基本一致。

　　“债转股”、“招牌股”、

　　员工持股早有试水

　　胡庆余堂第一次资产变动发生在1884年，因胡雪岩破产被“债转股”抵押给光绪皇帝的叔父、刑部尚书文煜。

　　胡雪岩的破产，起因是生丝生意亏本，造成其旗下的阜康银号挤兑而倒闭。用现在的话说，胡雪岩的失败是在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中孤军奋战，最后资金周转不灵所致。

　　文煜在阜康银号存款达46万两，为归还存款，胡雪岩只得将胡庆余堂抵给文煜，仅留红股10份。文氏接办后，除提取现金及利润外，经营方针等均照旧不动，胡庆余堂照常经营，生意不息。1899年，文胡两家又订了一份契约，商定从胡庆余堂红股180股内，提出8股分润胡氏昔年创业之劳，再加胡氏原有的红股共计18股，定为“雪记招牌股”。

　　将阜康银号欠债看作银行不良资产，文煜即为国家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胡庆余堂的第一次易主，其实就是现代金融中的“债转股”，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更具创意的是，文煜在完成“债转股”的过程中，还保留了胡氏的“雪记招牌股”，“无形资产”抵股，这不但为谈判的顺利增加筹码，更为胡庆余堂品牌的延续作了铺垫。

　　1911年，文煜在浙江的财产被没收。胡庆余堂被没收，登报标卖。一批鸦片商、丝商、银钱业资本家由施凤翔、应棠春出面，贿通财政部门以20.01万元得标。1912年，胡庆余堂由独资经营变为合股经营，股东13人，合股资本为36万元，分120股，每股3000元，胡庆余堂“雪记招牌股”18股仍旧照章，归属胡氏。

　　施凤翔等接管胡庆余堂后，对红利分配作出新规定：3年分红一次，若亏本，按120股的比例由股东掏钱补足；若盈余，作240股分配，股东按股权120股分到红利，其余120股分配为领袖股、招牌股、经理股、财神股等共58.5股，其余61.5股由正副经理“酌量勤懒”分给各员工。

　　通过让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和期权而使其获得激励的员工持股计划兴起于1950年代的美国，可最大化员工的主人翁感及组织承诺，胡庆余堂早在1912年就实行的分红制度，可以说是员工持股的一次早期试水。胡庆余堂股权分配中的“财神股”设立，则来自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经营企业大盛魁商号，用途却从“护本”转向更惠及大众的慈善。

　　从合伙人经营走向公私合营 再回归国有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民国末的“金圆券”风暴阴影尚存，经历过战争动乱后的资本家，人心惶惶，纷纷将手中的资产和企业转移和典卖。以王晓籁为首的胡庆余堂13个股东，也将自身的股份转让给亲属或业内同行。据1952年胡庆余堂《股东名册》记载，仍为120份的股权，却被原13个股东内分为81名股东，股权碎片化，合股经营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一群合伙人。合伙人推选3名代理人驻店管理，职业经理俞绣章遭到了挤压和干扰，胡庆余堂业绩一落千丈。反观当今，合伙人公司如火如荼，日益显出其无限的生命力。胡庆余堂在尘封的历史中，为一个新体制产生作出了一次“失败”的尝试。

　　1955年底，经有关部门批准，杭州药材站对胡庆余堂投资人民币2万元作为合股资金，胡庆余堂在杭州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改名“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国药店”。1965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股东履行国家赎买政策，已在1959年更名为“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制药厂”的胡庆余堂脱胎换骨，变成国有企业。1966年，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又改称杭州中药厂。

　　企业兼并

　　释放“改制”红利

　　1949年1月，14岁的冯根生进入胡庆余堂。5月，杭州解放，胡庆余堂沿袭数代的学徒制至此终结，冯根生成了最后一位关门学徒。

　　1972年在胡庆余堂纪年中是个重要年份。这年杭州中药厂一分为二：胡庆余堂—也就是杭州中药厂原厂部格局不变，改称杭州中药一厂；而位于杭州城西桃源岭下的郊外生产车间，则脱胎而出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冯根生出任厂长。1992年，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基础上，中国青春宝集团组建，成为当时全国中药行业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之一。而风雨坎坷一百多年的胡庆余堂，却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因经营不善而跌入低谷。

　　1996年底，胡庆余堂被青春宝集团纳至麾下，成为其全资子企业，任命刘俊为职业经理入主胡庆余堂。这次企业“兼并”，青春宝未捎去一分钱、未带去一个产品，只是精准地开出“12字药方”：转换机制、擦亮牌子、清理摊子。经3年整合，胡庆余堂每年实现利润均以超过100%的速度飙升，由亏损企业变成纳税大户。重拾风流后，胡庆余堂并未停止资本机制的改革步伐。1999年，胡庆余堂改制成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成为经营者持大股、职工参股，保留少数国有股的股份制企业。

　　正如刘俊所言，如今的胡庆余堂通过改制再次焕发生机，改革所带来的活力喷薄而出。

　　资本变革、领跑时代、再造机制，从140年前的作坊式店铺到今日的大型国药企业集团，吴山脚下，钱塘之滨，胡庆余堂完成了一出从传统向现代的完美转型。

　　胡庆余堂资本变革年谱：

　　1874~1884年：

　　胡雪岩独资经营

　　1884~1911年：

　　易主文煜，保留胡氏18股“招牌股”

　　1911~1912年：

　　被浙江军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股

　　1912~1952年：

　　登报标卖，合股经营

　　1952~1955年：合伙人经营

　　1955~1965年：公私合营

　　1965~1999年：国资经营

　　1999年~至今：有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