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费正清：将“汉学”变为“中国学”(组图)

　　在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中，费正清可以说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学者之一。

　　这位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来华学习中文和从事研究的美国学者，在业界也很受尊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刘昶老师介绍说，以费正清的研究为界，他之前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他之后的中国研究才被称为“中国学”或“中国研究”，可以说费正清的研究是在学术上，引导了一个新的潮流。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采访对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昶

　　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刘昶介绍，美国学者费正清研究中国，是他当年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的。他当时主要研究19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和政治制度史。在这期间他到中国，还到处查阅晚清的档案资料，以其中的记载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后来，费正清从这一块扩展开来，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理解中国非常重要，也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所研究和涉及。

　　在当时，费正清关注的中国近当代史在西方学者中也是比较少被人关注的，刘昶说：“当时，在他之前很多人研究所谓的‘汉学’，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古代史、古代的宗教、文化、哲学，语言文字这方面。”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在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较大，所以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是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费正清的主要观点，就是大家也常提到的“冲击反应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比较强，自己发生转化，从西方传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制度，现代化的因素，对中国形成冲击，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

　　刘昶说，在当时，有一批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费正清是这群学者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即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种转型是一个广义上的近代化转型，包括技术上，也包括制度。费正清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不少国内的学者。

　　费正清研究中国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也跟当时的潮流一样，提倡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历史，比如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角度、观点。当时在国内，学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五四后留学归来的学者，也受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比如胡适那一批学者。另一派是比较传统的学者，由乾嘉学派一派传承而来，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

　　说起“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以小见大，切口小但深”的话题，刘昶说，一方面可能与“当局者迷”有关，西方学者能见到我们司空见惯而有所忽视的点，另一方面，受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影响，“西方学者有一个问题意识，比较关注后面的内容，也会有人文和现实的关怀，看起来很有思想深度。其实国内研究也并非不细，像乾嘉学派有些考证工作做得也很细致，但是有时候的研究有点为做学问而做学问，做了很多考证，但研究的东西和现实的关系，和整个体系其他部分的联系如何，其他人看了并不是很清楚。”不仅在学术圈受关注对美国政界也有影响

　　费正清除了在学术上引领了中国学的研究学术潮流，在学术的组织上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创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学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的影响到达顶峰。六十年代后，新的学术观点出现，批评冲击反应论，认为应该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尊敬的是，费正清开放接收了这种学术上的异见。

　　刘昶说，说起费正清，就不能不提他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史》全书共15卷，中文翻译了11卷，在已翻译的卷本中，上至秦汉，下至80年代的新中国，都有专门卷目。费正清主持其中《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三部分的编辑工作。

　　刘昶介绍，费正清当时请到了相关领域内的一流学者，分别著述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比如工业、农业、民国外交史、思想文化史等细分领域，撰写相关章节的内容。

　　刘昶说，更重要的是，费正清尊重与他持有不同学术意见的学者的成果，刘昶说，“三大卷的书里，费正清对各种观点兼容并包，可以说是呈现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最前沿的成果和观点。也对现在的学者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费正清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美国与中国》，这本书尽管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使用第一手资料的专业学术研究，但是它记录了费正清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总体看法，不仅在学术圈受关注，对普通读者、美国政界也有很大影响。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