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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见习记者 楚寒 发自贵州铜仁
像一辆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33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作为曾经国内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汞矿曾承载万山特区疾驰，给万山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悠久的工业闻名，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
此后，为了进一步整治汞矿给当地留下巨大的环境创伤。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政府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3年后，早报记者来到这里，重新审视、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正承受着企业关闭带来的困扰和创伤：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甚至死亡。
生意难做的三轮车夫
这座城市里，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出租车”。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摩托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行业竞争激烈，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100元。
清晨6时30分，黄亚平发动了红色“富路”三轮车的引擎。
几声粗重的突突声后，他从万山特区同心社区B区的缓坡上，将这辆花2.3万元买的崭新双缸三轮车慢慢驶向汞都大道。
2001年，贵州汞矿宣布政策性关闭后，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汞矿职工一样，购置了这样的三轮车，穿行在万山特区的解放街和汞都路两条主干道，以及分别从这座城市南北延伸开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土坪。
黄亚平的父亲，曾是贵州汞矿技术学校的司务长，1962年，因矽肺病去世。1979年，他在这所技校读了两年选矿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汞矿二坑工作。黄亚平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大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
大姐和他一样在贵州汞矿工作。两个弟弟从贵州汞矿技校毕业后，就被位于贵阳的贵州铝厂招去了。他说，幸好两位兄弟去了贵州铝厂，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
这位55岁的贵州汞矿二代职工，已开了10多年三轮摩托车。
这座城市里，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出租车”。这10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而93号汽油的价格也从每升2.5元涨到现在的8.04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摩托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的经营者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生意越来越难做。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行业竞争太激烈，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只有三四家小型KTV。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
贵州汞矿关闭后，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13年里，他换了4辆三轮车。车的价格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大，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
纷纷离婚的矿工
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那个年代，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到漂亮媳妇。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
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1994年，前妻工作的单位全线停产，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
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那时，贵州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
这样的现象，不只属于黄亚平。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贵州汞矿关闭时，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这年，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儿子也才1岁多。
被买断工龄后，丈夫去邻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2009年，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
那时候，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愿意来这里工作。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的婚恋，“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个漂亮媳妇”。
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那些年，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望乡》、印度的《流浪者》，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这种繁荣景象，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被贴上了“小香港”和“小深圳”的标签。
矿工们走在外面，“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过美好生活嫁到汞矿的姑娘，正渐次颓然离去。
吸毒的失意群体
三角岩曾是贵州汞矿工人的聚居地，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申玉珍的步履，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这位71岁的老妇，走路有些瘸。此外，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1998年，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因矽肺病晚期去世。大儿子姚本发，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
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贵州汞矿关闭，他拿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刚开始，1克海洛因50元，后来涨到100多元。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有230元低保金。钱花光后，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沙发、戒指和床铺。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四处寻找废铁卖。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三角岩是10个汞矿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
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姚本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姚本发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
有一年，申玉珍给了1500元，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10多天后，姚本发回来了。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他说自己去过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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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