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来自美国的观点认为：诗歌是对现实的再现。我反对这样的观点。不论回避现实还是屈从现实，都是另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当世界上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本质。”
这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2013香港诗歌之夜的媒体见面会上的即席发言。
83岁的阿多尼斯在四年里第五次访问中国，北京、上海、杭州、香港、青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阿多尼斯在中国拥有大量“粉丝”，老诗人所到之处，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阿多尼斯的首部中文译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至今，已多次再版重印，累计已近十万册。生活在巴黎的阿多尼斯，多年位于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列，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但由于他鲜明的多重批判者的观点，在阿拉伯世界备受排挤和批评。
2009年的中国行之后，阿多尼斯以《上海》为题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从今年8月的中国之行回到巴黎，阿多尼斯又写下一首名为《上海》的长达三十页的新诗。“这是由短章构成的长诗。上海这个城市很伟大，很丰富，我会写得比较宏观，不然体现不出城市的包罗万象。”
阿多尼斯公开提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未来在诗歌。在赞誉的同时，阿多尼斯也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担忧：“我看到了中国的成就和发展速度，但是过于物质化的社会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不够，自由的个性被禁锢住了。诗歌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代名词。如果中国没有诗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南方周末》：按照常规，年龄越大，创作力就会越衰退，您却比早年写得还要好，这是什么原因？
阿多尼斯：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现在写的诗比早年的更好。原因有两个：现在越是年长，越是觉得自己生活在童年。早年因为家里穷，我很小就到地里干活，那时候感觉已经是青年了。现在到了老年，是在补偿童年。第二，我能够完成和希望完成的，比已经完成的要大得多。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我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将来。我是不是什么都没写呢？过去写的不代表现在的我，代表我的是将来要写的。
《南方周末》：哈菲兹和鲁米的诗歌在今天的西方非常流行，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阿多尼斯：他们都是大诗人。我去伊朗旅行的时候，参观过哈菲兹的墓，我看到几个女农民跪在墓前，吻他的墓碑，在她们心里，哈菲兹的诗就是另一本《古兰经》。为什么伊朗人乃至西方人都喜欢哈菲兹？因为哈菲兹使他们走出封闭狭隘的宗教世界，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无止境的精神世界，对人生、对存在有了深刻的思考。
鲁米的价值在于他不可穷尽。不同的时代读鲁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会发现新的东西，不论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就像你今天读《吉尔伽美什》，仍然会发现伟大的史诗在向你提出问题。好的诗歌处理的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问题和意义。
《南方周末》：在中国比较受追捧的诗人还有佩索阿。
阿多尼斯：佩索阿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天才。如果他今天坐在这儿的话，蜡烛、杯子、手机等等都可以入诗，而且会写得很不错。我很喜欢他，尽管他的诗可能有一半都是唠叨，但却是天才的唠叨者。
《南方周末》：那您怎么看聂鲁达？
阿多尼斯：聂鲁达是个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唠叨家。聂鲁达的唠叨有点一本正经、有一点演说家的感觉。但佩索阿的唠叨具有荒诞色彩，我更喜欢佩索阿。（据《南方周末》）
作者：据《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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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