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海藏族地区赔命(血)价习惯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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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在青海藏区,“赔命(血)价”惯法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能够满足青海藏区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纠纷解决等方面的需要,而且,从刑事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赔命(血)价”习惯法有它自身的优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刑事法治发展为立场,看到“赔命(血)价”习惯法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青海藏区的“赔命(血)价”习惯法进行合理取舍。
“赔命(血)价”习惯法的优点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青海藏区的“赔命(血)价”习惯法有其自身的优点,主要表现为:
　　首先,有利于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从现实情况来看,青海藏区的“赔命(血)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二者各行其是、合作与冲突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青海藏区的偏远地区,例如青海与四川、西藏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这些地区,一方面国家距离国家权力控制的中心比较远,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两不管”或“三不管”地区。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刑事司法与“赔命(血)价”习惯法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合作实质上是国家刑事司法在无奈的情况下向“赔命(血)价”习惯法作出的一种妥协。第三种情况是“赔命(血)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司法积极冲突。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不折不扣地强行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而不考虑“赔命(血)价”习惯法和“赔命(血)价”习惯法极力排斥国家刑事司法介入刑事案件两种情形下。两种情形下的冲突结果又有所不同。在第一种情形下,虽然实现了国家刑事制定法上的公正,但往往致使冲突无法彻底解决；在第二种情形下,虽然能够彻底解决刑事冲突,但国家刑事制定法的有效性被严重折损。
　　由此可见,“赔命(血)价”习惯法确实有利于青海藏区刑事冲突的解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其次,有利于赔偿被害人。近年来,随着刑事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刑事被害人赔偿与补偿问题将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虽然在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制度,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而且,赔偿额度远无法满足“赔命(血)价”习惯法的要求。依据“赔命(血)价”习惯法,“命价”或“血价”主要是用于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而且,赔偿的项目还比较详细,如包括解散聚结群众费、凶手赎命款、见面赔罪礼、支付埋葬费等。可见,“赔命(血)价”习惯法所规定的赔偿内容虽然也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但其中所蕴含的赔偿被害人的基本理念,对在青海藏区建立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这一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而言,至少提供了制度和观念上的支撑。
　　再次,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的基本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坚持少杀,严禁错杀”。依据“赔命(血)价”习惯法,只要加害方按照一定的要求赔偿了被害方,就可以得到被害方的谅解。而谅解的结果是,一方面加害方与被害方言归于好,另一方面被害方强烈要求司法机关从宽处理加害人,乃至要求放人。可见,在“赔命(血)价”习惯法的运行过程中,无论是被害人及其亲属还是加害人及其亲属,虽然最为关心的是“命价”问题,但其运作的结果往往起到了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而这正是现代刑事法治建设所追求的。
　　与国家刑事制定法过于强调诉讼机制在解决刑事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不同,“赔命(血)价”习惯法重视调解在刑事冲突解决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规定了调解的原则、程序等。
　　在青海藏区,发生杀人案件后,无论是被害人亲属还是加害人及其亲属,都想方设法请宗教人士或者有威望的人进行居中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赔偿了“命价”或“血价”之后便消除仇恨,言归于好。
“赔命(血)价”习惯法的弊端
　　然而,以刑事法治发展为基本立场来看,青海藏区的“赔命(血)价”习惯法的弊端也是极为明显的。
　　第一,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刑事法治具有终极性的价值目标,其中最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就是平等。然而,从青海藏区“赔命(血)价”习惯法的基本情况来看,却无法实现形式上的平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赔偿数额上的不平等。其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赔偿额也不是全部给付被害人家,这些必然导致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这也是“赔命(血)价”习惯法之等级身份性在当下的表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刑平等原则相背,非常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二是不同区域间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
　　依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罪的首选刑罚方法是死刑,而“赔命(血)价”习惯法虽然具有制裁的性质,但总体上奉行的是以罚代刑。因而,发生在青海藏区的故意杀人罪可以主要通过赔偿来解决,而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故意杀人罪主要通过刑法第232条来解决,这也会导致区域间在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
　　第二,不利于法制的统一性和专门化。在青海藏区,“赔命(血)价”习惯法是由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藏文化塑造而成的。因而,它具有完全不同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赔命(血)价”习惯法是一种非制定法意义上的法。二是“赔命(血)价”是一种混合型习惯法,与组成国家制定法体系的各种法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不同。三是实体与程序混合在一起。因而,青海藏区的“赔命(血)价”习惯法的盛行,无疑对该地区刑事领域法制统一性和专门化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第三,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依据“赔命(血)价”习惯法来处理,致使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能够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在盛行“赔命(血)价”习惯法的黄南、果洛、海南等地区,发生命案或血案后,“赔命(血)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司法抢占市场,致使国家刑事制定法无法有效适用。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迫于“赔命(血)价”习惯法的压力,有些法院不得不把实质上属于故意杀人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致死案。此外,一部分法院在定性上没有问题,但在量刑上却突破了最低法定刑。
　　第四,不利于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刑法)。而民族习惯法显然不属于这里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因为这里所谓的“法律”,是指制定法,而不包括习惯法。
　　质而言之,本文提及的三种情形都反映了“赔命(血)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在第一种情形下,国家刑事司法应当介入但实际上没能介入,表现出了国家刑事司法与“赔命(血)价”习惯法之间的消极冲突。在第二种情形下,国家刑事司法与“赔命(血)价”习惯法合作了,但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对该地区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第五,被告人和受害人或许受到再次伤害。就受害人而言,被告支付高额的赔偿数额没有用于改善受害人的生活境遇,而是成为宗教活动的费用。被告人及其亲属赔偿给被害人及其家属的高额费用,并没有真正落实给被害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审酬进入了寺院。就被告人而言,习惯法无视被告人的人权,导致被告人及其亲属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而且赔命价具有很强的连坐色彩,与刑法罪责刑自负的理念有严重的冲突。

(原标题：对青海藏族地区赔命(血)价习惯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