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０日电（陈元 姜春媛）由１５名来自人大、政协、学术机构、媒体等界别的非公职人士组成的广州市慈善监督委员会日前成立，这是我国第二个慈善监督机构。而成立于半年前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近期因疑与它的监督对象有利益关联受到一些人士质疑。
作为红会社监委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专访时就慈善监督机构被质疑、红十字会的社会化、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谈质疑：社监委是什么、做什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国红十字会在京宣告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迟福林、王振耀、白岩松等１６位社会人士成为社监委首届委员。但自今年５月初开始，包括王振耀在内的多名委员陆续被指和红会存在商业利益交换关系，社监委也被质疑是“红会养的公关部”。
尽管多数委员对质疑进行了回应，且６月初社监委发布新规明确规定委员任职期间不得承接红会项目，但似乎仍化解不了公众对社监委能否担当“监督”这一职责的疑虑。
“其实早在我本人遭受质疑之前，我就质疑过红会社监委。”在王振耀看来，社监委首先要代表公众向红会反映社会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红会向大众解释红会干了什么没干什么，“你把角色完全弄反了，这也难怪公众会质疑你是在为红会做公关。”
王振耀认为，无论是红会社监委，还是广州的慈监会，首先要解决定位问题。“两者都属于社会监督，不能将社会监督等同于纪检监察机构。同时，从红会社监委的运作经验看，类似 第三方监督机制 、 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这类提法应该适度注意、要慎提。因为独立的第三方是需要注册的，是要有经费保障的，其人员、办公场所、财务独立都是独立的。”
据了解，在６月初召开的社监委２０１３年中期大会上，对于社监委是什么、做什么等问题，与会委员们讨论热烈，最终达成了一致。“社监委应该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方面向红会反映社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利用委员手中的资源，搭建渠道和更宽泛的网络，让更多公众参与进来。”王振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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