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乱世遗少后清梦|爱新觉罗网上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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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访谈2月11日报道

青壮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应当是末代怡亲王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此间，发生了溥仪退位（1911年）、民国建立（1912年）、袁世凯篡位（1915年）、张勋复辟（1917年）、五四运动（1919年）、伪满洲国粉墨登场（1932年）、日本侵华（1937年）等诸多重大事件。世界的晴雨表显示，气象不利于爱新觉罗·毓麒。作为人物性格的背景衬托，历史老人伸出一个手指，在末代怡亲王瘦弱身躯的背后，平静地画出了一道粗黑的弧线——那是大清朝国势衰微，皇权陨落的轨迹……

中华大地，灾难深重。军阀混战，日寇横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尽管中山舰射出了正义的炮弹，尽管白山黑水间飞扬着义勇军旗帜，尽管青纱帐里喷射着复仇的火焰，尽管大上海那只装载了中华前程的“南湖船”已经从嘉兴启航，随即乘风破浪在西北延安升起了希望的明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爱新觉罗·毓麒有别于他的异姓族人佟麟阁将军，有别于他的满族同胞关向应政委。面对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怡亲王府注定属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自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与一个没有丝毫准备的头脑擦肩而过。于是，我们从逻辑上得到了一个负判断：并非每个到了黄金年龄的生命都能必然地迸发出金色的光芒！——这正是出身豪门的末代怡亲王爱新觉罗·毓麒一生命运的写照！

一、如梦初醒

宣统逊位，小朝廷犹在。根据“皇室优待条件”，王公贵族们的经济生活暂时未受太大

影响。这时，袁世凯的野心逐渐暴露，当他采取卑劣手段当了“洪宪皇帝”的时候，不仅

被革命党人唾骂，也遭到了前清多数遗老遗少们斥责。

“欺主窃国！”

“乱臣贼子!”

——我祖父说，当时大家都这么骂袁世凯。

公元一九一二年是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几乎同时，良弼、载涛、溥伟、铁良联合皇族其他一些人成立了宗社党。宗社党的第一步行动计划是反对皇上退位，同时阻止袁世凯与民国政府议和。其根本目的则是“还政于清”“恢复祖业”。从宏观上看，宗社党逆潮流而动。从阶级本性上说，皇亲国戚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孙中山宣誓就职时，我祖父十二岁。他是否参加了宗社党，或者说宗社党是否肯于吸收他这个孩子，尚不清楚。据说，宗社党每个成员都在胸前纹有“双龙图案”。但在所有亲朋好友的印象中，都没提及过曾在毓麒身上发现了这一明显特征。是因为年岁小躲过了“纹刀”？还是宗社党压根没那么严格的组织纪律？依然是个问号！但无论他是否加入了宗社党，我家人都丝毫不怀疑，末代怡亲王的思想倾向始终在宗社党一边。

不久，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初期行动计划失败，宗社党旋即解体。但其成员的复辟希望和复辟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资料表明，袁世凯一死，即有“宗社党起事未遂”的新闻见诸报端。

公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阿芙乐尔巡洋舰打出了震惊世界的炮火，波罗的海的水兵迅速攻占了冬宫。一个叫列宁的俄国人一夜走红，成了划时代的名人。

而攻占冬宫的四个月前、仅仅四个月前，也曾有一支彪悍的人马雄赳赳地开进了北京故宫。他们留着长长的发辫，挥舞着原始的大刀。民国二年（1913年），正是这群辫子兵攻陷了南京，扑灭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此时经过策划，他们进京“勤王”。那领头的把年仅八岁的溥仪扶上皇位，不由分说，倒头便拜：“臣张勋跪请圣安！……”

我祖父当年十七岁，溥仪复位他当然要进宫朝贺。张勋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身后那条粗壮灰白的发辫。从他的发辫上，末代怡亲王不仅看到了忠臣的勇武，也看到了光复大清的

希望。遗老遗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祖父兴奋异常，他引经据典地发表宏论：“完颜氏熄政四百余年，始有‘后金’发祥。我朝若求中兴，当立‘后清’……”

一位伟人说过：一有风吹草动，失败的阶级就会妄图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末代怡亲王不失时机地燃起了“后清之梦”！只可惜张勋的命运不好，段祺瑞闻讯出兵“讨逆”，尚未交火，辫帅张勋便逃跑到荷兰使馆去了。末代怡亲王十分惋惜：“‘洪宪皇帝’尚且坐了八十一天宝座，宣统复位仅仅十二天？!……”

张勋复辟的目的与结局适得其反，他扩大了事端，激化了矛盾，尤其给革命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公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派部下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同时取消了“皇室优待条件”，希望以此来“永绝复辟后患”。

“光复故物”“重建后清”不仅是末代怡亲王一个人的想法，那几乎是所有封建王公的共同愿望。皇上在，希望在！如今皇上被赶出了故宫，怎不令人着急？旧臣们慌忙聚集在一处，四处打探消息。知道皇上已经移居后海醇王府、且有兵弁把守。又听说皇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决定设法营救！一部分人奔走于军阀杨宇霆、常荫槐帐下，希望东北王张作霖能站出来说句话；另一部分人求助于东交民巷的英、意、法、比、荷等公使，呼吁动用外交手段；载涛则几次去北海旃坛寺冯玉祥的司令部，打算与冯玉祥直接会晤。还有一部分人动员了“满蒙协进会”，企图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是年我祖父二十三岁，血气方刚，为解皇上于倒悬，他和其他几个少年公子哥儿不惜挺而走险，竟然主张“把皇上抢出来”。这办法很激进，可是由谁去实施“抢”？王公们没人甘愿充当敢死队队员。末代怡亲王的主意是“聚齐各王府的太监家丁，呼呼啦啦一齐上”！有人怕“伤到皇上”，但又提不出更好的解救办法。究竟如何是好？正在举棋不定，传来了鹿钟麟撤兵的消息。原来是一场虚惊，“营救皇上”的事情暂告一段落。

如果说驱逐溥仪是“粉碎旧梦”的话，那么“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就是“砸铁饭碗”！等于明明白白地告知——你们也有两只手，别在府里吃闲饭！！

末代怡亲王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据他本人讲，在溥仪离开紫禁城的第二年（1925年），宗亲们商定利用皇上即将到来的二十岁生日作一篇大文章。他首当其冲，王公们各自动员了方方面面关系，调动了全国十五省三百余人、共策划了十三起联名上书的事情。上书者强烈抗议民国政府出尔反尔，他们异口同声要求“恢复清室优待条件”。

大家对袁世凯的态度和情感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复杂的过程。遗老遗少们终于看清楚了：没有袁世凯就没有“清室优待条件”。如今，“洪宪皇帝”命已归西。瞻前顾后，皇亲国戚们似乎原谅了这位袁公世凯，心头甚至不时涌来了阵阵怀念。说什么他也是大清旧臣，他对前朝总算保有一份恻隐之心！与革命党相比，他至少没对旧主赶尽杀绝!

据我父亲讲，一次去泰丰楼吃饭，上菜前我祖父正把玩着一枚“袁大头银元”。他一面将银元在桌上旋转，一面很随便地讲起了这位“洪宪皇帝”：隆裕太后去世，举办国丧的头一天，我祖父被賞穿“百日孝服”。旧王公们黑压压地跪倒了一大片，我祖父当年十三岁、身小影单，但他因亲王的身份而位列于前排。不久，许多人都注意到，臂裹黑纱的袁世凯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却很敦实……

“这个袁大头背对着我在前面三跪九叩，他行的是君臣大礼——当时，他确实还没忘本！”末代怡亲王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大总统”之类的词语，他心里始终把袁世凯当成“奴才”。他猛然把旋转着的银元按倒，一面摇头叹息，一面释放出那种爱你恨你不容易的矛盾情绪：“唉，你个袁大头！可谁又是冤大头呢？……”

二、不吝儒骂

大清所开创的二百六十多年基业，有赖于皇天厚土，祖宗德威。“后清”圆梦，乃至崛起，尤需仰仗祖宗庇护、先皇恩佑。康乾盛世、文治武力，早在贵胄学堂时了然于胸。没有辉煌的历史支撑，很难托起一片未来之祥云！

孰料，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竟发生了“东陵事件”。祖坟被掘，慈禧暴尸。对这起倒行逆施、欺祖灭宗的罪恶行径，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愤怒了，咆哮了！据金寄水讲，无动于衷者寡，潸然泪下者众！抱头痛哭者，集体嚎啕者，乃至豁命撞墙者不乏其人。霎时间，在宣泄悲痛的形式上，其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出现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局面。

末代怡亲王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最先凑足了五千两银票，差人送交溥仪，用以“捐修祖陵”；同时，命府内摆设灵堂，挂白长奠，日祭三次，等待乾隆、慈禧墓穴修好。

随即，他特命家人买了一大堆猪尿泡，并将它吹鼓起来、每个猪尿泡上都写“孙殿英”三个字，代表仇人的“乌球”（满语“脑袋”），择其中之硕大者摆上香案。

末代怡亲王率其子女们一字排开，表演了别出心裁的那套声讨程序——

首先，焚香祭拜祖宗，叩首告慰亡灵！

接着，在王爷的带领下高声颂呼。

“孙殿英，贼忘八！”王爷拿出“恨不生啖汝肉”的劲头喊着。

“孙殿英，贼忘八！”王府里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异口同声地接道。

每次呼喊次数不等。具体重复多少声，要看老王爷当时的心境和气力。

庭院深深，随说吼声不一定传到墙外，但王府依然关门闭户。不知是出于严肃认真的需要，还是迫于小心谨慎的考虑。

若在先前，府里举行这种严肃重大的活动，一定是老少尊卑先后有顺序，至少晚辈们要分嫡庶长幼、男女性别。如今“一锅烩”，完全是为了同仇敌忾、壮大声势。

最后，王爷把香案上孙殿英的“乌球”取下来放在脚下，“嘣”地一声踩碎。余下的若干猪尿泡丢向人群，任太监家丁仆妇们尽情踢踩践踏！大家一边报仇，一边不停地喊叫着：“孙殿英，贼忘八！孙殿英，贼忘八！”，直到遍地狼藉。

我叔父恒柱当时只有四周岁，他说那些天是他童年最开心的日子。他“嘭嘭啪啪”连续踩碎了好几个“贼忘八！”的“乌球”，他扶着我父亲的双臂，摇摇晃晃地站立在两个尿泡上，甚是得意忘形，俨然是一尊足踏烽火轮，叱诧风云的小天神。他操着半生不熟京腔韵白，自豪地念道：“吾乃——哪叱是也！……”

声讨逆贼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岂能当玩乐？！当发现我祖父斜劈过来的眼神时，我叔父立刻被吓得“还了阳”，慌忙混入声流：“孙殿英，贼忘八！孙殿英，贼忘八！”

“忘八是忘八，王八是王八！”我父亲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叙述了“忘八”被“王八”取代的历史变迁。特别指明两者必须严格区分、不容混淆。

儿时我不解其意，后来长大成人，书读多了才逐渐知道了其中的学问——

原来，“八”是指“忠节孝悌礼义廉耻”，此乃儒者修身养性的“八尊八行”，又称之为安身立命的“八根八本”。如果有谁被指责为“忘八”，即说他丢掉了“八样”，那肯定是对儒士儒生最严厉、最尖刻的“绝骂”。等于说你背叛了儒教，辱没了斯文，你堕入了无耻之尤，你没脸活着，你应该立刻去死！

但是“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八尊八行”“八根八本”威风扫地，“忘八”走下圣坛，遂被淡化、被遗忘，唯其阴魂不散、四处流窜，受日精月华浸淫而逐渐演化成世俗可奈的爬行动物——“王八”。紧接着，这畜牲的儿子倍受关爱、也被大众请了出来登台亮相，以致混得比它老爹名气还大——“王八蛋”！自此，龙王爷的这两位近亲经常在“骂战”中被当成“礼品”、送来送去。“王八”父子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于是，“俗野之骂”、包括“泼妇之骂”在内，完全取代了“君子之骂”“儒雅之骂”。自新文化运动兴起近百年以来至今，除在些许旧著中偶见“忘八”一词外，其踪迹已从现代汉语中彻底消失！

如今，国学之风渐兴，孔庙香火正旺，儒家教育和儒家的治世之道几近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潮流。儒教经历否定之否定，又实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我之所以注意“骂境”“骂情”“骂景”和“骂文”，概由“君子之骂”“儒雅之骂”引发。自然，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很可能还会拾起这个话题。尤其在插队劳动的艰苦环境中，说是“嬉笑怒骂”四情归一，其实，精粹全落在那个“骂”上。失去了“骂”的统领和贯穿，“嬉者、笑者、怒者”则立刻散了架！一个“骂”字，不仅仅反映了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还蕴含着精妙语言的技巧，催生出种种宣泄的快感！其中不乏几多创意的发挥和余兴的伸延！与其说它承载着某种文化，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破译“骂学”，也是从特定角度研究历史！“儒骂”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必要恢复“儒骂”崇高的统治地位？是否有必要用“儒骂”去覆盖现代的“俗骂”“泼骂”，乃至取代富有浓厚地方风味的“京骂”“川骂”“陕骂”“豫骂”“鲁骂”等等？这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这个疑问本身是余的？或许更应该把它留给“文明与和谐共同发展”的自然进程，听凭它在这一自然进程中去自生自灭？

回到我们的主人公——末代怡亲王。末代怡亲王很重视自身的礼仪修养，他不会在正规场合用“俗骂”去伤大雅，因为那是官仪官威所不允许的。虽说“巴图鲁”(满语“兵丁”“将士”)的骠悍早在几代前已经荡然无存，但温文而雅的“儒骂”却已浸润灵魂！“贼忘八”那个“贼”字灌注了通身“力道”，宣泄了愤怒，排遣了仇恨，却忽视了语句的通达和文法的顺畅。殊不知，贼者必“忘八”，而“忘八”者不必为贼。显然，我祖父的“儒骂”有啰嗦之嫌！他当然不懂“辱骂决不是战斗”，但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更好方式吗？

三、未穿鲁縞

“后清”之说由谁提出来的？是否经过详细而充分的论证？无从可考。我们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结果上断言它是“梦”完全正确，但它确实曾充当过大清王公和部分旧臣们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

白足之虫，死而不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在民国初期的“小朝廷”时期，宗室的联系也从未间断：每月初一、十五各王府按例送食品给隆裕太后。虽说隆裕太后并不“缺这一口儿”，送进宫里的食品她也未必吃。但坚持“走亲戚”的形式，当然是为了提醒大家“我们都是爱新觉罗子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据我祖父讲，他是在溥仪登基大典上初次见到宣统皇上的。尽管距离很远，但听见皇上“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的哭喊，顿时萌生了“似曾相识”的感受。我祖父两岁袭爵，八岁的他面对三岁的皇上，除了表示忠心耿耿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同命相怜”的感慨。两个儿童奢谈什么议政能力？能有什么令君臣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如果抛开君臣关系，当时两个小孩能够一起玩玩“超级玛丽”“红色警报”游戏，或许会传下佳话、重写历史。遗憾的是电子软件这东西实在来得太晚了些！

入关以来，为避免宫里最高领导的怀疑和误会，各王府基本上是互不经常走动的。但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整个皇室跌入了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此间，风波不断、变故迭起。每遇类似“大事”，宗人府旧员和皇亲国戚们难免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为了生存，他们挖空心思，寻找对策。

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皇亲国戚们为支持皇上东山再起，曾有广泛的“募捐集资”活动。尽管在京的皇室成员普遍囊中羞涩，但敬献爱心积极性丝毫不减。怡亲王府的经济状况比其他王府略微好些。一来因为它有东单北极阁和朝阳门内北小街两座府邸，家底和府藏相对比较殷实。二是支撑门面的成年男人不多，相对开销较小。毓麒毫不犹豫地再次凑足八千两银子，亲自带着十一岁的长子恒枢到西郊民巷租界，将银票交给暂居那里的溥仪。食君禄，报皇恩，盼望皇上卷土重来——末代怡亲王为实现他的“后清之梦”而身体力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一个皇族成员应有的贡献！

然而，事与愿违，一切不如想象的那么好。

——徐世昌、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这些大清的旧臣，遗老遗少曾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可是，他们只顾争权夺利、相互杀伐。末代怡亲王心灰意冷，他说：“指望这些人建立‘后清大业’，真是打错了算盘！”

——溥仪从天津张园潜到东北长春，当上了“满洲国第一执政”，毓麒并非没有想法，也决非不愿意追随皇上去长春。谁不想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作一番惊天伟业？但他吸取前几个倒霉王爷的教训，需要稳一稳、看一看。据末代怡亲王自己说，“不管皇上打算借助谁的势力，终究得是那么回事！得让大家见到日头，觉着有把握、有盼头！……”。可是几经观察了解，基本状况着实令人失望！他看出来“满洲国”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快招牌，与理想中的“后清帝国”完全是两码事。

当时的北京，想追随溥仪去“满洲国”的确实有不少人，但持观望态度的王公贵族仍属大多数。至少这些皇室成员们还没忘记八国联军的“友善”，至少他们还不能无所顾忌地把宝押在单独某一国的洋人身上！特别是“甲午之战”以来的日本人身上！

“你打定主意不去长春了？”我祖父问金寄水。

“不去了！”金寄水肯定地回答：“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人折腰！”

这就是睿亲王后人金寄水那句至理名言的来龙去脉。这句至理名言在金寄水一九八八年一月辞世后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它最早是由原中国京剧院院长马少波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悼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当指出，并非每个字都是金寄水原话，但那意思是不错的。我父亲先于金寄水去世，但我母亲对牵扯到长春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把马少波的悼文拿给她看，她当时就说，“和寄水对话的那个人就是你爷爷！”

“非我族类？”末代怡亲王问道：“你是什么族类？”

“中国人！”金寄水不无疑惑地回答。

“可是革命党管你叫‘鞑虏’，也是‘非我族类’，他们要把你赶回关外去！”

金寄水不足十七岁，他只是不想去“满洲国”谋生，没想到王爷这么说话。

“不用他们赶，”王爷继续说，转念又停顿自语：“其实，跟‘赶’也差不多……”旋即自己鼓劲头：“咱们自己去长春！三年五载再回来，这决不是五斗米的事……”

王爷对“满洲国”本来就信心不足，可是经不住庄王府一邦族人的扇火。他有意让两个儿子都随皇上去东北，但次子恒柱年仅七岁。恒枢独行，他不放心。他有意规劝金寄水与恒枢结伴而行，没想到金寄水打了退堂鼓。

我父亲当时在场，他了解王爷一向吃软不吃硬，吃顺不吃戗。王爷不是不知道“满洲国”不一定靠得住，也不是不知道金寄水的话有几分傲骨。令他恼怒的是当今世道，事事不顺心，处处遇烦恼！王爷脾气大，最客气的表现就是“死抬杠，抬死杠，杠子顶你到南墙”！

自觉也好、不自觉也罢，我父亲有充当“和事佬”的嫌疑。他表面像研究问题，暗中却涂抹了“润滑剂”。他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历史上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说法。现在，汉人称满人蒙人‘鞑子’‘虏子’；如今，咱们自己也划了一条线——非我族类！……”

从行动上看，我祖父和金寄水谁都没去长春“满洲国”最终某一份伪职。马克思说“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此时此刻，末代怡亲王的经济情况相对好一些；金寄水则穷困潦倒，借居在怡亲王府。这就决定了思想认识上的根本的分野：末代怡亲王远离现实生活，他的“后清之梦”尚未完全破灭，对“满洲皇帝”仍有一丝幻想！而睿王府破败较早，金寄水身陷底层社会，压根不信那所谓的“后清”和“满洲国”！

“你爷爷晚觉悟了半拍！”我母亲肯定地对我说：“不然，金寄水那些话他也会说！”我母亲的心情我能够理解——象金寄水那样被人们誉为“有民族气节的宗室贵族”的确很光荣，同是宗室，又是姻亲，她不忍这光荣被金寄水一个人独自占了去！但是，这种可能性大吗？合乎逻辑吗？不过是假设而已！

每当北京的皇亲国戚们议论起“中兴大计”，大都能感觉到它每况愈下，没了底气。时局早已不是大清逊帝及其遗老遗少们所能左右的了！竹薄烟消，大势已去，你来我往、或发牢骚、或出怨气，吹吹气泡，画饼充饥，谁都不可能提供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说到底不过是南柯一梦空欢喜！

“强弩之末，未穿槁橹”。“后清之梦”决非“强弩”，“欲穿槁橹”本无可能。它更像是一条深水的青鱼浮出湖面，拱开一圈轻微的涟漪、悄悄吐了个气泡，从此沉落下去，而后再也没有了声息。

四、听天由命

理想破灭，希望渺茫，往往是看破红尘的开始。及时行乐，醉生梦死，常常是自暴自弃的继续。环境可以改变一切，世间没有天生的堕落和沉沦！

一九二四年以后，京城满族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拆毁了皇城围墙；

——解散了八旗军队；

——丈放了王庄旗田；

——裁撤了贵胄学校；

——停发了满洲官员的俸禄和普通旗民的钱粮；

——街谈巷议，书文报刊充斥着歧视满族的宣传，社会上排满情绪十分严重。

北京满族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社会歧视和生计困难。

我叔父恒柱曾披露过一个情况：那天他逃学出来在街头闲逛，远远看见克勤郡王府外墙根儿摆放了一大片桌椅柜橱、书案条几。不用问，又在变卖家产。这种事，克勤郡王府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家。那些家具件件镶银衬玉，一色暗紫。论材质、论做工绝对是上乘极品，但买的人并不多。看不到主人呆在什么地方。偶有买主相中了某件家什时，才见主人从墙角旮旯站起身——原来是“怕丢脸、嫌寒碜”而藏匿一旁。卖主背对着买主，并不讲话，也不侃价。买主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兵慌马乱，有人肯出钱买你东西已经不错了！

旧北京有被称作“打鼓儿的”行业。鼓佬们挑着担筐，走街串巷专门做收购故衣旧物的营生。扶扁担的这只手里捏着一只荸荠大小的鼓儿，空着的另一只手则用一根儿类似演奏扬琴的细竹条、不断地敲击鼓面——“叭——叭叭！叭——叭叭！”。那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传得很远。他们同管家、账房之类的“府里人”混得很熟，一度成为各王府的常客。内外勾结是常事，也很容易做到，不少家贼就此发财成了富人。

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我父亲说他小时候曾看见家里有几只大箱子，大大小小的锦缎包装盒里面都放着唐宋名人所画所书的扇子面儿，后来六七个“打鼓儿的”串通起来强行购买，他们在王府里连哄带骗，连蒙带诈，只撂下二十块钱就把箱子抬走了——跟抢差不多！末代怡亲王一半是无奈，一半是乐观豁达想得开：“干嘛只许他八国联军横抢竖夺？图个痛快，就算我送给各位老街坊了……”

琢磨起来也对——慈禧死了，天变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怪现象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有福大家享，有钱大家花，挺好！

王公贵族，绝大多数人靠典卖祖产度日。荣寿固伦公主家境窘困，去世前几天将自己的凤冠送进当铺换钱度日。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拒绝发给。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故清顺承郡王后裔文仰辰先生，虽有王爷称号，却以卖画为生。《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写道：“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等。”

《闻尘偶记》记载：城内旗人“其贫薄者，借债无门，谋生乏术”；京畿旗人“大半衣食无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裤，困苦万状。”北京《益世报》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刊载，“而家中无物典卖者，便到粥厂领粥充饥；军阀混战粥厂停止放粥后，靠领粥糊口的满人陷入生活绝境。”“更甚者，因生活绝望而举家自尽”！

有人在外埠做事，为隐瞒身份，写家信时将地址“正黄旗”改写成“正黄村”。另有一户人家怕因歧视而遭灭门，改姓了四个汉族姓氏。

一九二八年东北张学良“易帜”，民国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蒋介石下令迁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政治中心南移，就业机会缩小，购买力疲软，市场萧条。流动人口锐减，城内空房陡增，房价迅速暴跌，靠“吃瓦片”为生的满族人，都陷入了绝境。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北平，他们在海淀一带强行将蓝靛厂外火器营正白、正红、镶黄、镶红的营房，夷为平地，建造机场。原在该地居住的满族平民流离失所。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粮荒严重，物价暴涨，伪币贬值，人心惶惶。

一九三一年九月，北京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此人正是末代克勤郡王宴森。事实上，早在新闻爆料前，我祖父曾在西四牌楼无意间发现宴森王爷在拉洋车。看他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样子，我祖父百感交集，暗暗庆幸自己不吸大烟，未曾沦落到这一步！但末代怡亲王不知道，他死后不久，小阿哥恒柱和四女婿佟金良都去“蹬三轮车”了。

没人再提“光复故物”“中兴大计”了，遗老遗少们很少聚会，街头偶遇，三缄其口，仿佛谁都跟“后清大业”没关系似的。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无疑是“驱除鞑虏”的一次重大实践。从此，这口号更加深入人心。霎时间，“辫子”成了“鞑虏”的标签、成了“恢复中华”的现实障碍！想当年睿亲王多尔衮挥师南下，一路杀伐，奉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权政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欠下了累累血债，史可法的幽灵仿佛就在眼前荡来荡去。王公贵族们个个余悸阵阵，提心吊胆。看着周围其他市民异样的目光，自己的发辫陡然变成了一根“嘶嘶”冒烟的炸雷引信！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兵统统成了耻辱的象征。历史何其相似！有没有“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造反砸狗头”的味道？玄，很玄！好在“鞑虏”们人人知趣、个个识相，统统自觉地剪去了那不合时宜的“流氓辫”，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剪发辫”是皇室成员有生以来所经历的一次最为痛苦的抉择。

末代怡亲王剪掉发辫后，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足不出户，闭门谢客。他嫌丢人现眼，尤其不愿意让子女看到自己没有发辫的“惨象儿”！我大姑母素华特别会“甜和”她老爸，不失时机地让盛锡福老掌柜送来两顶礼帽，又订制了西装……

“……还是大格格，知阿玛冷、知阿玛热！”老王爷动情地夸奖他闺女。

“不是丑，没什么丑可遮！是阿玛怎么打扮才更年轻、更漂亮！”大格格一贯善于顺坡下驴，一说到喘，她马上就咳嗽。

有一阵儿，末代怡亲王沉迷于下象棋，富连成科班的叶班主是他的棋友。两个人每每奕性大发，形影不离，坐镇于清静密处，厮杀于楚河汉界。沏壶龙井，摆上饽饽和果盘，从良晨到正午，从正午到子夜，及至通宵达旦。

我祖父下象棋的初衷是打发时间、自我麻痹。没想到，他晚年入迷成瘾，直搞得他自己晕头转向，不识南北；进而，殃及池鱼，贻害四周，鸡飞狗跳，民不聊生！

我父母说，我两岁生日时，为表示亲近，祖父说去四牌楼起士林给我买一盒蔻蔻糖。起士林是天津迁京的老字号，汽水、糖果味道鲜美，颇具特色。从后炒面胡同我家到东四牌楼，步行最多十分钟路程。他是吃完早点出门的，但到了午后还没见他返回。我父亲、我二姑母先后去了八趟起士林，皆未见老王爷踪影。

直到天黑了，才见老王爷回来。

“咦，干吗都拿眼珠子瞪着我？我脸上绣花儿了？”我祖父站在屋子当中，万分奇怪地望着大家。

“您去哪儿了？还认识家呀？”我二姑母尽量客气地说。

“出门碰见了叶老板，我们下棋去了！”王阿玛理直气壮地回答。

“您让全家不放心，可不是头一次了！”我叔父掰指头数落道：“上月停电，我去打煤油，让您看家，可是您这家给看到哪儿去了？八月节您点名去灶温吃烂肉面，半道儿去了趟茅房，出来就没影了，您又跑到哪儿去了？……”

老王爷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