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改革家"洪仁(王干)的两面性（三）

文曲星还是火箭炮？

按照洪仁王干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

“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当年有个文人叫吴家祯，就曾亲耳听到这样的称呼，还写了一首诗讽刺，头两句是“何物狂且负盛名，出言能使一军惊”，可见在这点上，洪仁王干并没撒谎。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特别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特别不尊重”，可见洪仁王干的威信，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被封为干天福（王以下六等爵的第三等），几天后升干天义（六等爵第一等）、护京主将（已经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了），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王爵、唯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都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不奇怪的，责任则应该由洪秀全来负。洪仁王干在被俘后自己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一部诗集《军次实录》，里面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洪仁王干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他曾经写过一篇《立法制喧谕》，说“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对“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

然而他的言行并不一致。

《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荒唐的是，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廿九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王干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自相矛盾的政见

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分法法类、用人查失类、风风类、刑刑类四编，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法西洋之善法”，不仅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变风气法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他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治治国等。

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

这些固然有道理，但洪仁王干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对他并无恶意的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且死要面子，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

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还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后者的斥责下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许多传教士记载，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等这些人在天京看到他时，他已经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其中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财主要改叫“财柱”，师长要改为“司长”）的《钦定敬避字样》，却正是由他领衔颁布的。

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主张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在他到太平天国前的9年，封王的总计才9人，而他封王后的5年，光王爵就有2700多个，至于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地步。

其实如此多的自相矛盾，根源只有一个：他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

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而洪仁王干则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