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非要致孟达于死地不可（二）

诸葛亮与孟达败亡

孟达降魏后,蜀汉的两位辅政大臣诸葛亮与李严均与孟达有书信往来。《三国志·李严传》载李严与孟达书云:“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此语表明了自己乃至整个东州集团当时的处境。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独揽中央大权,重用本集团成员马谡、杨仪、蒋琬、邓芝等人,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虽然“统内外军事”,却只能坐镇永安、江州等地,无法参与到朝廷军政决策之中。刘备时期极力维护的集团平衡被打破,东州集团已经为荆州集团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李严所谓“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表达了期盼孟达归来,共辅蜀汉政权的愿望。若孟达以东三郡归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对东州集团无疑都是极大的支援,东州集团很可能因此重新取得与荆州集团的平衡,甚至以此为契机压倒对手,在后主年幼的情况下掌控蜀汉政权。

上文提到的《三国志·费诗传》所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亦表达了希望孟达归蜀的愿望:“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之语来表达他迫切希望孟达幡然悔悟,回归故国的意愿,其用心可谓良苦。《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有关于孟达叛魏的记载:“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另据《晋书·宣帝纪》载:“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司马懿都督荆州,统率孟达,孟达必然“心不自安”。可见,孟达于魏的困窘处境与其之前居蜀的境遇极其相似,诸葛亮于此时招诱孟达,将昔日逼使其降魏的责任一股脑儿全都推到了刘封身上,且只字不提二人的私人恩怨,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时机与策略选择得当,计划自然较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达“反覆”之名在当时已是为人所不齿,就在诸葛亮与李鸿会面后表示欲与孟达书信之时,费诗就曾表示过异议:“孟达小子,昔事振威(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诸葛亮对此的反应是“默然不答”,加之同传记载诸葛亮在司马懿攻孟达时,“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态度,可见其对费诗的观点是赞同的。既然如此,为何诸葛亮还要与孟达书信招诱一个与自己有家仇的“反覆”小人呢?陈寿所谓“欲诱达以为外援”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之时,诸葛亮采取了与自己之前言论截然相反的做法,导致了孟达的败亡。

关于孟达的败亡,《晋书·宣帝纪》有详细的记载: 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根据以上记载,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先是劝诱孟达归蜀,接着又遣郭模诈降泄漏孟达叛魏之谋,在孟达为司马懿所攻之时又不竭尽全力发兵救援,直接导致了孟达的败亡。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并无记载,但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却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另外根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确有其事,郭模诈降一事应该属实。如此,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诸葛亮对待孟达不仅仅是陈寿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败亡。卢弼《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一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之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为何却在记载此事上差别如此之大呢?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

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态度时,除了与《三国志》之意相同的“恶其反覆”之外,还有“虑其为患”之语。既然孟达已经叛魏归蜀,那么诸葛亮又为何会“虑其为患”呢?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为患”,并非指孟达作为敌将对于蜀汉王朝的威胁,而是指其归蜀后将壮大东州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将构成对荆州集团的威胁。上文已经提到,李严与孟达书中有“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希望孟达归来,共辅蜀政,增强东州集团的力量。对于孟达以东三郡叛魏归蜀后对政权内部实力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诸葛亮不会预料不到,作为荆州集团的首领,其当然不会放任事态发展。因此,劝诱孟达归蜀并泄漏其谋,然后不全力救助,促使孟达败亡便成了荆州集团解决东州集团威胁的最佳选择。孟达败亡之后,东州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已无力与荆州集团相对抗。三年之后,即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废黜了李严这位东州集团中的首领人物,荆州集团取得了对东州集团斗争的彻底胜利。

诸葛亮为本集团利益而舍弃东三郡,促使孟达败亡,但同时也失去了重夺东三郡这一战略要地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沔水上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难”,蜀汉若占据东三郡,则可顺流直下,并与东吴联合,直接威胁荆州地区由曹魏所控制的襄阳、樊城等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提出由荆、益两路出兵伐魏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关羽失荆州而无法实现,如能重夺东三郡,并占领襄阳,则诸葛亮一向宛、洛,一出秦川的两路伐魏战略便可重新实现,东吴也势必会从江陵或淮南等地出兵配合,使曹魏真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虽未必可以一举攻灭“汉贼”,但至少不会出现蜀汉前后十余次由汉中北伐,均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可惜诸葛亮或者并未预计到这点,或者是将解决政权内部矛盾置于北伐曹魏之上而主动放弃,总之错失此一良机,不免使人扼腕叹息。

在解决了东州集团对本集团统治地位的威胁后,诸葛亮吸纳了一些东州集团的精英如吴壹、费祎、董允等人参与政权,在维护荆州集团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协调两大集团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权内部的人才力量。诸葛亮死后,两大集团的领导人蒋琬与费祎皆遵循了诸葛亮的这一治蜀策略,没有出现较大的集团斗争,蜀汉政权得以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