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们（四）

贺黎明：威严的父亲

贺黎明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从懂事以后她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记者：您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懂事以后您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跟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知道您父亲习惯留胡子，非常威武，您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对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贺黎明：我父亲本身结婚就比较晚，父亲和我妈妈相差了25岁，我妈妈那时是延安县长，也是组织介绍的。他们一天到晚地打仗，南征北战，根本没时间找对象，当时是彭真同志介绍的。

父亲留着小胡子，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允许留胡子的人，非常威武。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人。但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见了他，有的时候说话，舌头都有点僵硬，打不了弯。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的父亲？他威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很亲切。

比方说，我15岁的时候入了团，我妈妈就很高兴，就告诉老爷子说咱们“幺女”入团了，老爷子一听就很高兴，把我叫到一边去，拿了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说，这是你入团的一个奖励，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我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搞物质刺激。我们老爷子就笑一笑，家里气氛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家孩子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我妈妈名字后面有一个“明”字，当时毛主席就说，将来你们要生一排小龙，再生一排小明。这样生到儿子就叫“龙”字，生个女儿就应该叫“明”字，所以就叫晓明、黎明，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人家解释，我哥哥贺鹏飞的小名就叫小龙，我姐姐的小名叫小明，我的小名叫幼明，意思是我们家又来了个女儿，延续我妈妈那个名字。

记者：您看到您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说话做事都很融洽，能通过什么事情表现出来吗？

贺黎明：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彼此互相关心。我妈妈脾气比较温和，性子比较慢，处理问题也比较周全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我爸爸是我们家的司令。

如果我爸爸生气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我妈妈当时不会说什么，等到我父亲气消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就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做爸爸的思想工作，在跟我爸爸聊天。妈妈都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和我爸爸谈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过。在家里，爸爸他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个好爸爸。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夜里我给弄醒了，我眯缝着眼，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比较重，在笨手笨脚地给我盖被子。妈妈出差了，他来给我盖被子。我没出声，假装睡着了，因为我一醒了就证明他失败了，你盖被子都给我盖醒了。因此我就没出声，其实当时心里很感动。

吃饭时爸爸要求我们不许掉一粒米粒，饭碗要吃干净，什么菜汤啊，菜叶子啊，绝对不可以掉在饭桌上。我们家除了自己家的成员，还有烈士的孩子，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孩子，吃饭时通常是两桌。我们吃完饭自己收拾碗、盘、勺、筷子。谁吃完，谁就把自己的拿走，桌子上干干净净。

爸爸讲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28道程序，你们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1965年，我爸爸主持国防科委工作，那一年他带我们去东北，我想就是去玩。夏天去东北挺凉快的，是个好事。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天天跟着他一起参观军工厂、飞机制造厂，天天开会。爸爸要求我们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听人家给我们解释，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走神，他胡子就翘起来了，拐棍就要上来了。

这个拐棍是用来敲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威风，就连我们家的动物都知道要怕谁，要欺负谁。比方说我们家一般都会养一些狗、鹦鹉什么的，还养过猴子，这些动物见了他都很害怕。这就很奇怪，父亲从不喂它们。我们家的狗见了他就会趴在地下，猴子见了他就会献媚，拿着小爪子去勾他的拐棍。但是那些狗、猴子见了我就会欺负我，就冲着我呼呼呼的样子。只要父亲一散步走到那儿去，它们都规规矩矩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而在家里却又这么让孩子喜欢，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吗?当时去你们家的这么多孩子和您父亲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贺黎明：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其实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哥哥、姐姐还有我，但除此之外我们家还多出来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人，一些老同志的、烈士的子弟，还有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来，就住在我们家，所以非常热闹。

我记得当时罗荣桓同志因病去世以后，我父亲对他的儿子罗东进很关心，经常会问一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张鼎丞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邻居，我父亲都会问他们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情况怎么样，在政治上是不是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都很鼓励。包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父亲都会替他们去做，就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他都会想到，都会去安排。

我们家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就在工作人员的食堂里。周边住的有罗荣桓元帅家、张鼎丞一家，还有刘伯承元帅、陈老总、罗瑞卿，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他们几家都住在那个院里，还有彭真家。一到星期六，这些孩子们都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晚上演什么电影，到时候大家都过来了。

业余时间大家会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无拘无束，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玩累了，我就会跟林月琴妈妈说：林妈妈，我今天在这儿吃饭了。等于我既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也同样是这些老同志的孩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包括现在就像宋任穷的爱人，还经常来看我妈妈，他们的孩子也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注重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孩子们不怕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去北戴河，我哥哥他们那一辈的，包括像万里同志的儿子、陈老总的儿子，他们一起踢足球，跟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在一个足球场上，无意中开始对垒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孩子很傲慢，觉得他们肯定技术要好，本来是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比赛。

他们踢完第一次球以后，回去跟我爸爸讲，说他们今天是跟苏联孩子在一起踢球。还约好了下一次进行一次正式的比赛，老爷子就对他们的比赛很认真。

我记得那次正式比赛的时候，除了主席不在北戴河，在北戴河的这些常委都去看了。我们都属于拉拉队，全场给他们助威，那场球好像是踢平了，没有赢人家。但是我们敢于去拼搏，在竞技场上不能输给外国人。我父亲就要求我们要勇敢，要勇于克服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能够克服那么多困难，一直坚持活下来，我觉得跟过去的那些教育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父亲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对运动员非常关心爱护，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贺黎明：当时荣高棠是体委副主任，做具体工作。有关二十六届乒乓球的赛事，都会及时地反馈给我父亲，他口才好，讲得非常生动。然后我父亲说自己的看法，具体到庄则栋、李富荣等人，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打球。

一旦这些运动员归国回来以后，老爷子就去体委看他们。当时我们家住在北戴河，就请他们到北戴河的家里来做客。我记得当时请运动员吃西瓜和桃子，都是用筐子抬到会客室里来的，因为运动员太多，整个国家队都请来了。

记者：父亲对你们很慈爱，但他是不是也有比较严肃的时候？或者说您对他有点畏惧的时候有过没有？

贺黎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是跟着毛主席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我哥哥在清华，清华大学那时候派系斗争也是很严重。有一次哥哥从清华回来都很晚了，连饭也没吃，爸爸妈妈已经睡觉了，听说他回来了就都起来，看着他吃饭，问他学校的情况。父亲就问他，说你是跟着毛主席还是跟着谁？我哥哥吃着饭就心不在焉，说，那还用说吗，这是根本就不用谈的事情。

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严肃、很认真，他说那你要亲口告诉我，你跟着谁走。必须要让我哥哥说出来是跟着毛主席。不说出这几个字，老爷子就跟他过不去。当时是有点要发火了，我非常害怕他发火，因为他很少发火，所以他一发起火来就比较吓人。

还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们去军队的一个马场，父亲很喜欢培养我们的勇敢精神，就让我们去骑马。那时候我也就十三四岁，有点害怕。我哥哥倒是很好，走了几圈以后，他就已经可以骑着马跑了，我就不敢，一直不让那个战士把马缰绳松开，就这么遛达。在上面哆哆嗦嗦的，时不时的还要发出一点尖叫，老爷子就在底下骂人了。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声音很严厉了。我马上就坐得好好的，也不敢叫了，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个动作。他绝对不允许你怯懦，你有一个过程可以，但是你要表现得很认真。

记者：看您小时候的照片都梳着长辫子，是不是父亲特别喜欢你们这样打扮？

贺黎明：对，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都要照相，我们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长头发，他说女孩子的这种长头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你看当时我是这么长的辫子，父亲就特别喜欢，绝对不让剪，我姐姐也是这样的大辫子。

记者：那您离开父母是什么时间？

贺黎明：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候还好。到了年底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他们“四人帮”就已经蠢蠢欲动要打倒贺龙，打倒“大军阀”“大土匪”。

我父亲在新六所住，已经不能在家住了。那时候父亲给总理打电话，希望中央给他一个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字报？出现这种大标语？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不像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在人民心目中贺龙元帅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有数的，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不会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所以他要总理给他个说法，到底是为什么？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跟总理联系好了，从新华门到总理家，然后在总理的西花厅住了一个星期，等着总理谈话。大概住了有三五天以后，总理说让孩子们先回去，该复课就复课，该参加学校的运动就参加学校的运动。说你们老两口在这儿，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样我和我哥哥离开了中南海，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块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名字，抱着我妈妈就哭，说他没有保护好我们。

贺黎明：父亲去世时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到延安去农村插队了，在志丹县的窑洞里。当时跟哥哥姐姐只不过是书信来往，那时候不能打电话，我们也没有钱来支付这个电话费，就是靠写信，后来我觉得我姐姐给我写信老是话中有话，说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我就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问的，姐姐就写信告诉了我。说他们已经到301医院见过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的子女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父亲曾给他们的教诲，是他们艰难岁月中的支撑。面对种种逆境，他们从没畏缩，从没低头。当风雨过后，有人问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屈辱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仍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父亲一生的信条，我们不可能背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