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们（三）

二女儿贺晓明：父亲与体育

共和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贺龙元帅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说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和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体育傲视世界体坛的第一步。

记者：大家都知道贺老总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振兴,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据说，您父亲过去一直就很喜欢体育运动，您能说说他和体育的渊源吗？

贺晓明：爸爸是第一任体委主任。当时任命他当主任的时候他没在北京，而是在西南，在国家还没有这个机构的时候，西南军区就已经有了专业的体工队了，篮球、足球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对体育的那种热爱、执著。在我们家的纪念馆里有一个石头锁，就是过去老乡一个棍插进去的那种石锁，那个石锁就是爸爸练臂力的一种运动器械。以前在红军时代他就有体育锻炼的习惯，比如说武术、棍棒。所以在他一生中，对体育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奥运会的第一年，这很巧的。然后他又做了共和国的第一届体委主任，所以我觉得他和体育绝对是有缘分的。体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体育。

为了搞好体育，他带领考察团出国考察，考察苏联的体育建制是什么样的。回来以后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这就是群众体育。设立了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的编制。

记者：1962年中国运动员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建国以后新中国体育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贺龙元帅亲自组织、安排的。那时候他还找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专门批了外汇到瑞士购买所需的物资，投了巨额资金。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贺晓明：了解一点。当时大家都很奇怪，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登山。在很早以前和苏联有一个计划，苏联后来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去找刘少奇主席，详细汇报了这个项目。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1962年，刘主席批了很大一笔外汇，专门派飞机到瑞士去买设备、衣服、靴子、帐篷。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只有几十万，但1962年，就是巨额投资了。

登顶成功了，那种心情，我现在刚刚体会到一点，很像申办奥运成功的那种感觉，高兴极了。

父亲认为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我们体育成绩上去了，就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中国人。登山是有死亡界限的，高过多少米，就是死亡界限，你不可能不用氧，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很高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后来人民大会堂组织了报告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各行各业学习登山运动员的这种精神。

乒乓球运动，国家体委也是打了很重要的一仗。当时的对手是日本，还有匈牙利，一个东方，一个欧洲，是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父亲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绝对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的体育情况还会更好的。

记者：贺老总这么爱体育，那时候您、哥哥、妹妹都是朝气蓬勃的小孩，是不是在体育方面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贺晓明：那是绝对的。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哥哥打篮球、踢足球，这些项目他都很优秀。他还一直是三铁运动员，标枪、铅球、铁饼，他是有纪录的，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在北京市他的标枪纪录连续好多年都没被打破。冬天就滑冰，打冰球，在院子里搞一块冰，看见电视里有冰球比赛，就买来冰杆，学着打冰球。夏天全家一起游泳，游泳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是一种求生的方法，所以他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打乒乓球呢，父亲年纪大了，他又很好胜，就拿起球在桌上颠，颠起来又高又慢，然后他一拍子挥过去，叫抽球。我当时打不过他，还说他赖皮。

我记得1954年在北京，冬天我们都买了冰鞋到什刹海去滑冰，很好玩。在冰上可以做各种动作，有各种游戏。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北海散完了步，就走到冰场边上看我们玩。我们就拉爸爸也下来滑，他也很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上冰。我说，爸爸你别怕摔跤，前面放一个枕头，后面放一个枕头，摔不着你。因为当时我从动画片上，看见一个小熊滑冰怕摔跤就这个样子。他也想试试，但荣主任不让他滑，怕他摔坏了。

爸爸这辈子有一个他最爱的活动——钓鱼。他迷得不得了，还带好多人去钓鱼。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钓鱼，好多外交部的同志出国回来给他送鱼线、鱼漂。父亲有时候外出，到山里头，他看到竹子好，就自己砍竹子做鱼竿。所以他的渔具特别多。

父亲钓鱼很有耐心，鱼食也特别讲究，他钓的鱼也不是自己吃，他一路钓，一路都送完了。说这鱼大，给总理送去。就这么沿路送，各家都送。

记者：听说您游泳很出色，是怎么学会的？

贺晓明：我不太记得谁教我了，我就跟着游，就这么会了。后来真是有名师指导，那时主席经常在北戴河游泳，他那么大年纪出来游泳是应该有人陪的，因此爸爸就从体委调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陈教练，是个女的，是我的老师。她除了陪主席游泳以外还教教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从头教，一招一式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游得很不错了。

1965年我在北京大学，9月1日开学，天气比较热，课余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儿去游泳。我在游泳池这么一游，体育系的老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游得不错，专门学过吧？我说是，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游泳队。

我当时玩心很重，不愿意参加。我要参加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老师说明年大学生运动会，你准备一年，参加全国比赛好吗？为了要让我参加游泳队，这个老师很花心思。他找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就这样我就去游泳了。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运动会就没了。

十年浩劫中的贺龙一家十年浩劫，贺龙没能幸免。1969年5月上旬，贺龙病情再次恶化，连续摔倒7次。6月9日7时许，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送往301医院。当日15时04分，含恨而逝。

记者：“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老总接到家中保护起来，但您父亲还是被林彪、“四人帮”逐出了中南海，你们一家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老总受到不公的待遇，长期被关在西山。那时候您父亲有糖尿病，听说当时造反派还给他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文革”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文革”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抽了两包烟。我现在想女孩子流眼泪，男孩子的眼泪都变成汗了。

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先看到了妈妈。那是六月份，北京很热，妈妈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因为她的身体太弱了。妈妈一边拉着我，一边拉着哥哥，那时候我妹妹黎明还在陕西插队，没通知她。姐姐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过去，病房两边的门都打开了，病号在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知道了，都在看。妈妈就使劲捏我的手，不能哭。

从那一刻起我就没眼泪了，好奇怪，就没眼泪了。到了病房，床上就是一个白被单压在爸爸的胡子上面，头发也梳过了。一看我就知道是他，但什么都不能说。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负责记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们都很吃力，确实很吃力。后来妈妈很冷静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吧？就带着我们出来了。

（贺晓明哭了……）贺晓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在贵州东南部某县教育局工作，后到山西卫生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北京，调任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