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粹"切腹"起源于中国？

切腹(seppuku)，日本也称之为“割腹(kappuku)”、“屠腹(tofuku)”、“腹切(harakiri)”，在中国常被意译为“剖腹自杀”。乃是用短刀切开腹部以自杀的手法。一般认为起始于日本的平安时代、成形于镰仓时代、盛行于中世及近世。切腹起先并非特限于武士，但随其仪式化及荣誉化，便在近世作为一种特别对武士施行的“闰刑”而与武士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故历代学者在研究切腹时，常借武士道来进行说明；反之在论说武士道时，也常引切腹作为实例。

关于切腹的起源，学界说法很多。

从肯定“武士道”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切腹现象的研究者，多认为切腹乃日本之国粹，源于日本原始信仰。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新渡户稻造 (1862～1933年)，他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第四年，挟已跻身列强的日本国之国民的自豪感，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了《武士道：日本之魂》一书，对武士道及切腹自杀充满了褒美之辞：“在日本人的心中，这种死法(指切腹)是与最高尚的行为和最动人的哀伤联系在一起的……切腹者的德行、伟大与安详，赋予切腹之举以崇高性……切腹之所以被日本人接受，还与古代的解剖学的观念有关。古人认为，腹部是爱情与灵魂安放之所。”(曹立新译：《日本四书·武士道》，线装书局，2006年版)而自己也按照古礼施行了切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1925～1970年)，生前在向英国记者解释日本切腹仪式时也称：“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英]H.s.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

与这种“赞美论”相反，1945年日本二战的惨败使他们开始对战前的信念一一检视。关于切腹，从反省战时甚嚣尘上的“武士道”为出发点，对其起源解释得最富异彩的恐怕当属小说家及历史学者八切止夫(1914～1987年)。他认为既然用一根木棒作为刑具的磔(harituke)刑古语叫“八付(hatituke)”(《切腹论考》，日本中央公论社，1970年版)，那么由此推想“腹切(harakiri)”也应可称之“八切 (hatikiri)”(付tuke在日语中是贴近、挂上等意，受磔的人腹部贴近刑具，八切止夫大概由此而想到)。而这个“八”是在记纪神话中被倭建命消灭的八十枭、被素盏鸣尊杀死的八歧大蛇的“八”，这个“八”是被征服的日本原住民的称号。因此切腹的行为从未见于公家的贵人，切腹者都是流徙者苗裔的乡下武士，是所谓的“地下武者”(指不允许上殿，五位以下的武官)。八切的这种观点虽然缺乏证据，但他却直觉地捕捉到了切腹这个现象背后的“统治者的手”—— 从记纪神话中的素盏鸣尊、倭建命到公家的贵人，以至战前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反动政府，统治者与切腹习俗的发生、流行有着莫大关系。

注意到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刳腹”并与日本的“切腹”放在一起考虑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加藤彻(1963～)。他在《怪力乱神》一书中，虽然认可切腹乃日本独特风俗的说法，但又注意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自杀行为。他列举《吕氏春秋》中的“弘演纳肝”，《后汉书》中的戎良，《旧唐书》中的安金藏等人切开肚腹露出内肚的例子，认为中国虽有类似的切腹自杀，但与日本之切腹关系不明。稍早胡发贵在《“刺腹”在中国》一文中，立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大胆地提出日本切腹的源头在中国的见解(《寻根》1999年第6期)。他写道：“除去女神剖腹的神话传说外，在日本最早见诸史籍的剖腹事件，发生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而此时正当中国唐、宋之际。这种巧合，不能不令人猜想，日本的‘切腹’与遣唐使带回的‘唐风’有关。”

最后他又对中国的“ 刳腹”与日本的“切腹”具体实施做法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虽然中、日两国对剖腹自杀的指称有异，但其底里，却是相近的……日本的‘切腹’，从其‘立腹 ’、‘坐腹’、‘先腹’、‘论腹’等名称来观察，确实是大大丰富了剖腹自杀的内容，但追本溯源，恐怕这只是青出于蓝而已，其根由则是中国古代的‘刺腹’。 ”

中国古籍所载刳腹自杀，最古、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当属载于《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的“弘演纳肝”，具体记录是：“卫懿公有臣日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裸。’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看这个记载，故事应该发生在春秋时代(前660年)，《吕氏春秋》一书传为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纂，那么成书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末年(前239年)，相距400余年，但考虑到《吕氏春秋》并非吕不韦的门客新撰，而是汇总了战国以来的史料及诸子百家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改造后汇编而成的，其记录虽免不了加工，但恐离历史真实尚不遥远。至汉，这件事也记录在传为儒者韩婴所撰的《韩诗外传》以及刘向的《新序》、王充的《论衡》中。明末冯梦龙在所编的《东周列国志》中将此事写成了一节小说，即第二十三回《卫懿公好鹤亡国齐桓公兴兵伐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