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多元视角下的思想史事件

内容简介

本刊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研究辑刊。辑刊旨在在知识越来越被学科化、教条化的今天，回到思想史的鲜活源泉，回到各科学术贯通发展的强力中去。

内容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兼及学术评论、书评及其他相关撰述，还有学术经典和学术名家的作品译稿，以及古籍点校稿。

本期主题为“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之第三届思想史论坛主题会议论文的选粹，有关学者十数人从各种学科与各种角度出发，探讨了作为思想史事件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

编者按：

公元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这两个伟大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正像编年史时间表明的那样密切。《思想史研究》第六辑（《希腊与东方》）刊登了以“共和国六十年”为主题的讨论。本辑的作者们将把讨论追溯到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近代思想史的那个关键时段。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正逐步确立理论权威的毛泽东通过评价五四运动，确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自此，作为目的论总体历史叙事的重要环节，五四运动参与论证了社会革命、民主建国与文教变革的正当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史学描述。一方面，以胡绳为代表，延续了毛泽东的革命史叙述；另一方面，以周扬及稍后的李泽厚为代表，开始注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另行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别样的未来。无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谓单纯的客观史学兴趣，其重点也并不在于对五四运动进行孤立的评价，而是试图突破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探索另外的历史叙述框架与社会建设蓝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切论争的实质。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将自己指认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新启蒙运动。这固然意味着它对五四运动政治激进主义面相的温和反思与潜在拒绝，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样表明它继承了后者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话语。这个针对“文化大革命”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与前者实无二致，无非前者以“革命”的名义，后者以“现代化”的名义——似乎“革命”本身与“现代化”截然割裂似的。但不容否认，19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流汹涌，似乎保持着比新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在张力。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汪晖通过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瓦解，为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撰写了晦涩的悼词。1990年代，对五四运动的检讨与反拨进一步从政治方面延伸至文化领域。文化是政治的论证，政治是文化的行动。否定一场社会运动的政治方面，通常难以同时保全其文化方面。1990年代以来，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先后兴起，几乎将批判的锋芒一致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思想资源，中国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同样遭到检讨。在那个时代，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诞生以来的最低处。除了一些例行的研讨会纪念之外，这个运动的八十周年并未激发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任何鲜活兴趣。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政治激进主义、社会平等主义传统与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之间呈现了明显的消长之势。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通过重提古今中西问题，与日益没落的本土政治自由主义思潮（这主要源于对西方现代思想传统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浅薄理解）拉开了距离。以和而不同的方式重新肯定革命建国（平等主义肯定革命因而肯定革命所建之国，保守主义肯定国家因而肯定国家所由之革命），以更细致耐心的态度与方法重新梳理近代学术思想史，以更平和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所有这些都帮助知识界积累了一点从容与豁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快要过去的时候，重新面对那场伟大的事件。

从以上回顾可以发现，五四运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受了如下不同的评价： 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肯定、文化的肯定与政治的否定、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否定。是否会有一个政治继承与文化扬弃的时代作为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到来？这点我们无由得知。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仍是尽量平静、全面、细致地梳理它的出现与意义。2008年10月，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三届思想史论坛“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邀请了有关学者十数人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检讨了作为思想史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辑的第一、二个栏目，主要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选粹。

相对于此前的有关探讨，这些论文呈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讨论基本摆脱了躁切浮泛的主义、宗派之争，而将目光投向了具体切实的学理探讨。但这种探讨又不是与活生生的思想探索毫无干系的干瘪贫血的“纯粹学术研究”。毋宁说，这些法度谨严的学术研究无不以当前的问题意识与立场探索为引导。它们与前人有关撰述的区别，既在研究方式上，又在立场探索上，更体现在问题意识上。

问题意识引导着论题择取。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讨论的第二个特点： 它们大多数并未直接深入五四运动本身，而是围绕着它。它们或者反省五四运动的论说方式（例如罗岗的《五四： 不断重临的起点》），或者择取其特别有当前意义的两极化效果（例如左玉河对五四“民粹主义”、韩潮对反五四的当前“保守主义”的检讨），或者选择那些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的衬托下不无边缘，却以某种间接深刻的方式推动、回应乃至超越该运动基本诉求的学术思想史人物（例如干春松对严复、郝兆宽对陈寅恪的研究）。

再次，与强调新文化运动学习西学、新学的前人研究不同，这场讨论更倾向于将五四运动放到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发展脉络中加以理解。本辑中不止一篇文章涉及晚清思潮的复杂性（例如郭晓东对苏舆的几乎是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古今之变中的关键作用（例如曾亦、张翔的论文）。这些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史境况严肃纳入相关课题的研究视野是值得推许的。

同时，这场讨论独特的思想史研究背景也表现为从政治史脉络把握思想史主题的努力。五四运动本身从属于中华民国共和制度面对内外危机、以反传统的爱国主义方式激进地肯定自身的历史处境。因此本辑集中了三位作者（叶隽、任军锋以及曾亦）对于共和问题的深入检讨。

最后，这场讨论也希望能够通过反省新文化运动基本诉求的全部前提，将五四运动带入活生生的当前思想讨论中。以上提到的作者们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探索都包含了这样的用意。

无论如何，这些作者看似发散的讨论正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丰富的内部论题、复杂的外部条件与开放的历史效果。在这个思潮摩荡之强烈、历史迁流之迅猛丝毫不亚于90年前的大时代，这样多重声部的讨论也许正为当前的思想状况提供了最准确的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