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三）

三

以上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讨论《东史郎日记》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正面处理这个文本，而是为了反衬出中日传媒围绕着这部日记所进行的宣传与这个文本之间存在的距离。恰恰是这个距离本身，向我们揭示了中日对话的艰难和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

在东史郎1998年末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开始报道东史郎其人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这一结果。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具有两个相同之点：一，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进而，有些报道把东史郎逐步渲染成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二、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证据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真实性方面。传媒在东史郎败诉后不久开始提供各种证据，以证实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而这两个报道的重点与1998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1999年3月之前，由于《东史郎日记》尚未出版，传媒不围绕这部日记本身而围绕南京大屠杀转移这部日记的内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这部日记出版了，报道的重点也并无改变，何况日记的出版前言在说明出版东史郎日记的动机时把“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在中国传媒的这种思维定势之后，存在着积蓄已久而且不断被强化的“日本”意象。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入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推翻的印记，被牢牢地涂抹在日本意象之上，几乎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在继续强化它而不是改变它。而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直接面对中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正视这样的“日本意象”。也很少有日本人意识到破除这样的日本意象需要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真诚合作。尽管很多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正在从事揭示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直接转换为面对中国人的协作姿态，甚至也很少诉诸于中国人的帮助，因而基本上被排除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之外。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半民间的，都很难突破这样两种既定的意象，而且它们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传媒的宣传逻辑不断简化，简化了的日本意象又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很难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政府的授意，甚至也很难把它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中日之间这个理解的鸿沟，首先存在于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史郎出现了，他面对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舆论给他以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史郎个人的品质、他的发言的信凭性其实在这个事件里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东史郎所处的位置才是关键性的：这个位置意味着日本人正面呼应了中国人的感情要求，他对于中国人的倾诉使得中国人再次确认了上述两个基本意象。对于战后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情感方面毫不回避地面对中国人的日本人，能够作为过去的加害者跟当年的被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坦诚相对的日本人，至今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东史郎显示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迄今以来很少显示的明确姿态－－谋求中国舆论的援助以促成自己在日本国内斗争的成功。这使得他找到了一个与中国人和中国传媒对话的接触点。在这个意义上，东史郎的出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但是假如没有《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东史郎诉讼案在传媒中引起的反应不会显示出这个接触点的难能可贵，它可能仅仅是强化既定日本想象的一个新的环节而已。因为在其他传媒的宣传中，东史郎被从他所在的日本背景中剥离了出来，被简单地安排在了中国人的对日情绪之中；而《实话实说》却试图了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青年是如何看待东史郎的？

《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自开播以来主要以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和家庭现象的“实话”为宗旨，比起那些针砭时弊的新闻节目来显得有些“软”。但是这个制作小组的成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对收视者的思维方式发生多元化的影响，打破单一的思维样式，所以他们一直刻意地营造一个“让大家说话”的空间。这个节目采取的方式是现场录制，事前不进行排练和授意，所以对于谈话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不做过于具体的预设。主持人崔永元在这个节目中的重要性在于节目策划者的认识是通过他的提问和主持体现的，从他力图在热烈的讨论中尽可能平均地为发言者分配时间的做法看，《实话实说》的确是以“让大家说心里话”为宗旨的。

《战争的记忆》在四月十八、二十五日分两次播出。坐在嘉宾席上的是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山内小叶子女士，还有专程陪同东史郎来华的辩护律师、著名日本评论家、在日华侨、留学生以及东史郎的女儿等。由于这一嘉宾的阵容，很容易使人简单地推断这是一场关于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而且在现场讨论开始之前嘉宾和观众一起观看了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录像材料，它让人联想起从98年12月开始中国传媒所进行的大量报道。但是假如去掉先入为主的概念性推理而面对《实话实说》的特定空间，面对《战争的记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并不是一场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

崔永元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实的认定也可以促进交流。”可以说他巧妙地传达了该节目的策划者海啸和虎迪的基本想法。我分别向这两位策划人询问过他们制作本节目的意图，他们表示说，借着东史郎来华的契机，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不了解了”。之所以邀请了在华的日本留学生参加讨论，就是因为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激烈的争执，但是至少在他们的思路里，是为这样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的。

崔永元当然并不是简单地“无为而治”，他在这个节目中有过两次明显的粗暴举动。一次是打断了一位大学生讲述他高中时代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展之后题字“我若得志，日本必亡”时的话，一次是打断了一位报纸编辑关于中国青年在问卷调查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有仇日情绪的叙述。这两次打断之后他都急忙转向了如何在中日人们特别是青年之间消除仇恨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青年的发言并没有被剪掉。显然，节目组不希望借助这个节目煽动人们的仇日情绪，但是他们也不想掩盖现实中存在的这个严峻事实。保留崔永元的这两次“粗暴”，也就保留了《实话实说》节目组的自身立场，更保留了它所面对的这个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