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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问题,为全世界所谴责。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他当时负责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军慰安所,后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被广泛推广。据他辩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 但事实证明,强征占领区妇女充当日军泻欲工具的做法,使得这一丑恶行径合法化,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倒纵容整个日本军队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让全世界公众所了解,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新闻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朝鲜籍妇女为9人。其中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春”)的朝鲜慰安妇,战后曾多次在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审判案中出庭作证,并于2003年重访松山,引出一段令人心碎的战场往事——此为后话。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拉孟守备队长、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即命令在大垭口开设了“拉孟慰安所”。 最初是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他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三个女人有丈夫,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慰安券)。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日军拉孟守备队达3000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42年8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的机会,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捉住进行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李连春的姑娘,是当地白泥塘村人,直到2003年还健在。她后来成为滇西地区敢于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唯一的慰安妇。1998年,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等人曾对时年76岁的李连春进行详细的采访。
李连春说:“我原名叫李要弟,属鼠。我家原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下海箩寨人。1942年,我18岁,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8月的一天,我背了一篮蔬菜到腊勐街去卖,想买点盐巴回家。刚到街上,就看见来了一队日军在街头街尾架起了机枪,将街子包围了。日本人见人就打,男人被拉去当夫,女人就在街上光天化日下被糟蹋了。最后,我和十几个年轻妇女,统统被拉到了日本兵营(松山大垭口)前面的慰安所里。
“初到慰安所,换上了日本和服,天天挨打挨骂,强迫我们进行‘实习’练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别人的面,让日本人肆意地侮辱。日本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禽兽不如。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在奸污她时,疯狂地咬伤了她的左肩,当时鲜血直流,后来化脓,留下了伤疤。
在拉孟日军慰安所一年半的时间,性格倔强的李连春天天都在盘算着逃跑的事。后来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在一个放牛人的帮助下,她化装逃出了松山,时间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半年。
据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披露,日军在松山大垭口建起了两栋房子做慰安所,位置在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与里山阵地之间的空地上。1942年底,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慰安妇于被装在车厢里运来。最初到达的是10个朝鲜姑娘,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以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年初,又送来5名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最早送来的10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换来的仍是10个朝鲜姑娘。
慰安妇在这里被区别对待:日本和朝鲜慰安妇属于“邦人”,受到日军一定程度的关照; 中国慰安妇为临时抓来,可以任意凌辱。两年后,日军拉孟守备队末日来临之前,这些慰安妇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人数最多的中国慰安妇地位最低下,遭受到最残酷的折磨,但后来活下来的日军却闭口不谈,只提到20名日本和朝鲜慰安妇。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关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最初,日军认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尽量以征召朝鲜、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这个看法开始改变。
在战后远东审判案的备用资料中,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能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唤起士兵的必胜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1997年4月13日,龙陵县白塔村一位叫张芹○(略去一字)的老人向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证实:1942年5月23日被日军第113联队抓入龙陵日军慰安所,那一天日军同时轮奸了她和她的母亲,并残忍地杀死了她的奶奶和其他两个被轮奸的姑娘。她说,她在慰安所里曾听到日军行政班要龙陵县“维持会”交600个“花姑娘”慰劳皇军。当时“维持会”的人找日军台湾籍翻译白炳璜求情,说:“龙陵县小,没有这么多姑娘,而且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到哪里找人啊。”但不久,慰安所里就陆续抓来了十几个姑娘,听口音都是本地人。
但是,与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不同的是,被强抓来沦为军妓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后,村里的人甚至家里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当地人称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松山战后曾参与战场调查工作的国军军官洪绍坤,曾告诫经常去松山做战地田野调查的戈叔亚:以后到松山,凡是看到六十岁左右的老妇,千万不要向她们询问战争的事。“就是问,她们也不会说的。”
当时,日军拉孟慰安所有两个男主管,有领班、门卫、役夫。慰安妇分为两组。平日日军凭票进入慰安所。由日军高桥实中尉军医、清岛长典中尉军医和户田寅少尉军医、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吉武伊三郎伍长等人每星期来给慰安妇检查身体,让日军放心奸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