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章立凡博客），出生于1950年。其父为著名经济学家，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为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50年代曾任粮食部长，后又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章立凡先生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近年来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历史。在章立凡先生看来，50年代的“公私合营”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网易新闻：您个人开始对公私合营这个话题感兴趣是什么原因？
章：当然有上一代的原因了。我父亲当时是民建的创办人，民建主要是民族工商工业者的一个团体，49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建工商联。所以我在研究他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注意公私合营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对后来的中国经济结构影响非常巨大。我父亲，他是国家干部，同时又是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他从政府的角度来发表一些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和观点，但是他自己并不是所有都接受，涉及到公私合营，他在40年代就主张国企民企相互配合互补，工业要立体发展而非平面发展，国企和民企不要平面竞争，而是要有机结合。但是他也同意将来有一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时候资本家把企业交给国家。
网易新闻：公私合营，或者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如何启动的呢？
按今天的市场经济考察，原来是私人资本，然后有公股结构，然后变成了一个公私合营公司。但经营不是以公司分红的方式，而是以定息方式来支付，以年息5%给私股股东支付股息。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赎买，赎买的概念其实和公私合营的概念是有冲突的。赎买是说到时这个股份就不给你了。当时全国各个公司的股份做了一个评估，总共是24.2亿，领取定息的股东114.2万人。但是全国私企到底值多少钱，则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
网易新闻：能形容一下这种政治压力么？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怎样的感受才算政治压力？
章：在这之前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全体私营企业主分成了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完全守法户，很多档次，这个运动整到一半就整不下去了，一个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多，一个是全国经济滑坡，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都没法进行了。这个运动是1952年一月份开始的，等到四、五月的时候就开始纠偏了，到十月就停止了，停止是因为当时地方上很多主管的大员向中央告急，市面都非常萧条了，生产都停顿了，这也打击了资本家继续经营的信心。
网易新闻：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开搞全行业公私合营，实际上公私合营在56年开始谈，但在56年以前就开始搞了。这前后从公司管理的角度看有什么不同？
章：不一样的地方在“私方有管理权”，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有比较高利润的企业，所以股东股息也给得比较高。像民生公司，合营以后股息是8%，高于后来的5%，其他的情况可能还需要调查。
网易新闻：公股代表进来以后对公司管理有什么影响？
章：这些人大部分没有搞过管理，就是从部队从政府机构调过去的干部，并不尊重原来私方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按自己的意志来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很普遍。公股代表有很多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所以利用阶级斗争方式发动工人职员对私方施加压力，私方失去了原有的管理权发言权，民生公司后来的总经理谈到这里就说卢作孚概念里的公私合营和我们的不一样，卢作孚是认为公方资金进来，管理还是他们，但是我们要把民生公司引入社会主义，国家要控制起来，最终达到的就是在所有的跟国计民生有关的行业里面国家的全面垄断全面负责。
网易新闻：实际上，公私合营是建国以后的一贯政策吧？
章：49年就已经开始公私合营了，到55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公私合营，56年叫做全行业公私合营，无论大小、盈亏，都公私合营，这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欢喜的人可能觉得原来的经营太难了，年年亏损，还不如合营了拿点股息，有的人觉得自己经营那么多年一下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着老婆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每个月评下来定息就几块钱，真正的大老板可能会比较多，几百上千的，但是90%多的工商业者每个月就是几块钱。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帽子很尴尬，因为还要顶一个剥削的帽子，当时当资本家在社会上是不光彩的，不像现在说自己是民营企业家就很牛，那时是见人矮三分的。很多人就觉得不要这个定息行不行，到了1957年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板叫李芳年提出一个方案，政府发现22亿公债，一次性把所有资本家的股权全部拿走，二十年还本付息，从此这些人就别叫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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