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于是，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
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强硬了起来。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愤怒地表示：如果秘鲁方面不把全部劳工遣返，并保证不再雇佣中国苦力，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与之谈判。
葛氏不得不请求外同公使游说。至此，他才得以进抵天津，勉强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通过了几度近乎破裂的谈判，终于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的那个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
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十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同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用这钱开起了许多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能于的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饭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瓦特·斯网尔特先生还在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了这些华人对于秘鲁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赞扬了讲如勤劳、节俭、聪明、守纪、谦和、礼貌、热爱家庭等等为中同人所独有的品格。他甚至通过反复比较，得出了中国人比之其他人种更为优秀的结论。我读到这里，虽觉得略有过誉，比方说不以为是人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但还是不禁深深感动。
在该书的最后，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用总结性的语言写道：“那些早期东方移民的后裔，现在和秘鲁国民整体——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或混血种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吴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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