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三）

多征少销确保库存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12期  作者：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