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会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1页。)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1949年以后，由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1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粮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非执政党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1954-1955年粮食年度，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12期  作者：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