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对福建的攻击部署，对闽战事一触即发。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而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共八个师，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样的精锐部队，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居于压倒优势。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方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展现出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我们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日记中透露：“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如果闽方按军事常规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蒋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千的“喜惧交集”。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此种心态，或以为是蒋多虑之征，但其实应属人之常情。每一个有机会在命运的歧途上作出抉择者，此种“喜惧交集”的心态，应该都并不陌生。在滚滚推进的历史逻辑庞大的车轮下，意外发现这一点略显苍白的人性之花，笔者其实也是“喜惧交集”，所惧者无他，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论史者常常事后先验赋予历史的完美、理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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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