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南京保卫战
我回南京归建时，教导总队的编制，早已由3个步兵团扩充为3个步兵旅，原来的直属营，除特务营、军士营、通讯营外，骑兵营、工兵营、炮兵营均已扩充为团。我连连长朱樑（广西梧州人）已调升第7团当营长，赴湖南接收新兵。新连长由原来的连副赵自修升任。他率领连里的第2、3两排，刚从上海撤回南京不久。
见面后，赵连长同我谈了一些在上海作战时的情况。他告诉我，第3排长唐沅（湖南人，是我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已在上海牺牲了。唐沅同学一向工作勤奋，责任心强。上海撤退时，部队相当混乱。我连在火车站上车之前，唐沅发现牵着他的乘马的传达兵未到，估计他还在原地未下来。他急忙要回原阵地去找，连长不让他去，但他仍然去了。他刚返回到原阵地，原阵地就被敌人占领了。他自然也就无法生还了。
唐沅，是我同连的好战友。8月里，我在南京九华山担任防空时，他曾由孝陵卫营房到九华山看我。他说：“这次的战争，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现在军事上敌强我弱，艰苦在所难免，战争中谁死谁活也很难说的，可能我死，可能你死，可能我们都死，但这算不了什么！为打鬼子而死，死了也心甘情愿。”他的话使我终身难忘。
唐沅牺牲了，我想起了他那“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想起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代不同，但都是中华儿女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
回孝陵卫营房后，我们一共只住了两天。
有一天，我回孝陵卫营房取东西，路上遇到了李西开团第三营迫击炮排长谢造时（湖南人，和我是军校同期的同学）。他邀我到他排的住地——明孝陵东南的一个小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顿中饭。他把他排里养的猪、鸡和堆积的木柴与存放的油、米等物，都逐一地让我看了，并问我：“你看，够用三个月了吧？”（当时，唐生智宣称，在南京要死守三个月）他还告诉我说，在湖南的一个师要调他去当连长，电报已到，总队已同意他去。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不急，我已给总队讲了，让我把这一仗打完再走。”可惜的是，还没等到这仗打完，他已在梅花山西南侧的阵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岗子村期间，我们曾看到过南京东部上空的激烈空战，敌我双方的飞机都不少（各约十余架），犹如飞鸦似地交织盘旋，直扑射击，枪炮声电轰雷鸣般地响个不停。此种情况，到12月初以后，就很少有了。
从12月9日下午起，敌人的侦察气球，已毫无顾忌地出现在马群附近的上空了。
我们进入阵地后的三四天内，敌机轰炸的次数较少，这时，我们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构筑工事。
我们构筑的人员掩蔽部的抗力都比较强，因为在我们阵地附近的琵琶湖畔，有一个小仓库，里面有木材、水泥、钢筋等材料。那时，管理人员都走了，没人管，要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
战斗到了9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战线已逐步地逼至城郊。
9日那天，在敌人尚未进入孝陵卫以前，总队指挥部为了营房不留给敌人使用，临时组织了一些人员，赶回孝陵卫烧毁自己的营房。我连连长被抽调负责指挥焚烧原第2团所住的营房。除了公家的房舍、器材、什物以外，也有个人放在营房的衣箱、用具等，也都同时付之一炬。
连长不在连，由我代理连长的职务。我们连长，除9日那天不在连以外，12日撤退的那一天也不在连。早饭后，他说他要到琵琶湖的村子里检查骡马，接着又说要领弹药，整天都不在阵地。那天的战斗和撤退，都是我负责指挥的。以后撤退到武昌整训时我们才见面，他说，12日那天下午他回连阵地时，发现阵地没有人了才知道撤退的情况。他以后是从燕子矶的八卦洲渡江的。
12月11、 12日这两天，战斗够激烈的。敌人的炮兵不断向我地堡城及富贵山一带的炮兵阵地射击。敌人的飞机轮番地向我阵地纵深及城内一些大的建筑轰炸，城内有好些地方都升起了浓烟，燃起了大火。
12日那天，第一线和我连阵地的距离，已越来越近，枪炮声也越来越密。经由明孝陵、廖墓、太严开运老人在接受采访
平门之间的路上后送的伤员，也是越来越多。
上午11时左右，我连阵地附近，有的树林和地上的枯草，已被敌机投掷的燃烧弹引起燃烧。这时我准备把阵地向后转移，向指挥部请示时，电话不通。好在我连的阵地距指挥部不远，只有三百来公尺，我通过新开门进入坑道指挥部，找到了参谋长邱清泉。我简要地向他报告了战斗和阵地燃烧的情况，并将准备把连阵地向后转移的建议向他请示。他听了我的报告以后，要我靠近他室内壁上的《敌我态势图》，他指着地图对我说：“这里（指明孝陵、四方城、卫岗地段）我们第一线的部队，仍继续在坚持战斗，你连的阵地不能转移。你们转移了，第一线的士气会受影响。为了避免遭受火烧，班、排的阵地，可在你连阵地的地区内自作调整，但决不许后撤。”
指示非常明确，我得马上回连，但走到坑道口时，那里的哨兵不让我通过。他说：“出坑道口的人员，要有指挥部的通行证才能放行。”我知道同学刘庸诚伤愈以后，已改调指挥部当作战参谋，我到他那里要了一张通行证，出了坑道口。
我回到阵地，把有的班、排的阵地，作了必要的调整。战斗十分艰苦，但第一线官兵的战斗表现，仍极英勇顽强。防守卫岗及其南北地段的官兵，在阻击鬼子沿公路向中山门突进时，与敌人反复拼搏，伤亡极大。第三团连长王植三（江西人）受伤三处，但他一直不肯退出火线，誓与阵地共存亡。
守卫光华门那个团的团长谢承瑞（浙江人），是学兵工的，曾在法国兵工大学毕业。他平时书生气十足，但在战斗中勇猛异常，和他一道守卫光华门的官兵，也个个敢于拼搏。他们用手榴弹、用刺刀甚至用肉搏同冲进城门的鬼子硬拼，光华门一再地失而复得，直到奉命撤退以前，光华门一直在他们的顽强固守中。
更使我难忘的是老2团（原胡启儒团）14连（防坦克炮连）连长颜希儒。他的连和我连一样，都是直接归总队指挥部指挥的。他连的阵地位置和我相距不远。
12日下午，他曾专门到我的掩蔽部同我作了一次仓促的联系，他说：“现在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发了一声冷笑，他说：“还能有计划的撤退么？”我不了解他这样讲的目的何在，我反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它怎样的撤退，我不走了”。这时，他从腰部取出两个用绳拴着的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我当时认为这也可能是他出于一时的激愤，因此，我还劝他：“有命令撤退的话，还是照命令办吧。”他说：“好，那就等着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回他的阵地去了。他回去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当时并不了解。以后，听他连里的一个姓安的排长是这样讲的：“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很显然，他是随他一道的士兵，执行了他那决不撤退的计划，同鬼子硬拼到底了！
宋代李清照过乌江吊项羽的诗中，有这样的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余暂借之以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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