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也曾在匈奴的支持下，“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十七年，祭肜为辽东太守，“厉兵马，广斥候”，以抗御鲜卑。二十一年，鲜卑万余骑与匈奴寇辽东，祭肜领兵大破之，斩获殆尽。“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针对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东汉在武力威慑的同时，也开放关市，以行怀柔羁縻之旨。据《后汉书·鲜卑传》，建武二十五年双方“始通驿使”，祭肜即“招呼鲜卑，示以财利”，以分化瓦解它与匈奴、乌桓的联盟关系。鲜卑大都护偏何乃“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偏何攻击北匈奴，“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赐”；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贡，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永平元年（58），祭肜复赂偏何击斩数寇渔阳赤山的乌桓歆志贲等。鲜卑实际上与东汉结成军事联盟。早在争夺天下之时，刘秀即已借助“乌桓突骑三千人”进攻刘永，如今又招徕其众以助御匈奴，颇得“以夷制夷”之效。《后汉书·耿国传》称：“由是鲜卑、乌桓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东汉因之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边防。《后汉书·赵熹传》曰：“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光武）帝令熹典边事，思为长久。熹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大定。”
其四，放弃西域。《后汉书·西域传》载，王莽乱政，“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只有较为强大的莎车与匈奴对抗。建武五年，莎车王康“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河西太守窦融秉光武意，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都遣使朝贡，同汉恢复直接联系。据《后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臣属匈奴后，“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因此，自东汉建立以来，西域诸国多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刘秀因忙于内部事务，婉拒派遣都护之请。十七年，莎车王贤又“遣使奉献，请都护”。刘秀征询大司空窦融的意见，窦认为莎车王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国加号位以镇安之”。刘秀“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然敦煌太守裴遵以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刘秀立即诏令追还所赐都护印绶，另以汉大将军印绶赐予莎车王贤。贤不满，诈称汉大都护，欺凌西域诸国。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十八国遣子入侍，并请求派遣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莎车王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鄯善等十八国“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要求汉朝将其侍子留下，并尽快派出都护，以制莎车。裴遵“以状闻”，刘秀许之，却不遣都护。莎车愈益骄横，西域诸国苦求汉廷。刘秀传谕：“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等国复附匈奴。
光武放弃经营西域，素为后世所诟病。研究者或认为，东汉当时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刘秀放弃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是为了专力对付匈奴；西域各国是匈奴勒索赋税、增强经济实力的主要对象，刘秀如果同西域建立联系，就会使汉匈矛盾加深而遭到匈奴的攻击。笔者认为，汉朝“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 ，但当时汉、匈严重敌对，并不取决于汉与西域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域是匈奴的右臂与经济基地之一，东汉如能把它纳入属国体系，无疑是对匈奴的沉重打击，这一点，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刘秀不会不清楚地认识到。然而，当时“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4］ （卷96下，《西域传》）刘秀若派西域都护，首要的问题是处理西域内部极其复杂的矛盾，汉可能陷入西域事务不得出。如若答应鄯善等国就势必与西域强国莎车发生冲突；若支持莎车，或可借助莎车治理西域，然又恐势大难制。因此，在汉廷看来，汉“得之（西域）不为益，弃之不为损” 。总之，刘秀从对羁縻西域到“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并不是对匈奴消极防御的产物，而实与当时西域的实际和汉廷对西域的认识相关。
其五，纳西南夷入政权秩序，稳定西南。建武初，白马氐酋豪背公孙述降汉，马援“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让氐豪自治地方。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刘秀败公孙述后，即封述太守邛人长贵为邛穀王；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二十七年，贤栗等率种人“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显然，对于主动归附汉的少数族首领，刘秀予以封爵与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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