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惨无人道的毒气战：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宜昌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对中国军民上千次地使用生化武器，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毒气战。对于1940年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五年有余的宜昌来说，日军的血腥统治和种种暴行，实为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尤其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所进行的历次战役中发射毒气弹最多、其毒性最为剧烈和造成中国军人伤亡最为严重的毒气战就发生在宜昌，其罪孽令人发指。

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公布日军进行毒气战资料

日本本来是以下两个海牙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之一：1899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宣言；1907年签署的关于陆战惯例法规的条例和规则，其第二款第一章第二十三条中有明确规定：“除了特殊条约规定的禁止事项外，尤其禁止的是：一、使用施放毒药和毒液的武器……”在1930年11月开始的日内瓦一般裁军会议上和1932年秋召开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上，日本政府代表还煞有介事地主张和强调把催泪性气体（指各国防暴警察所使用者）也应作为毒气予以禁止。然而曾几何时，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便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协定，在中国各地战场纷纷使用毒气武器。早在1937年8月淞沪战役中，日军首次使用了催泪弹、喷嚏性、呕吐性毒气。从1938年8月武汉战役开始起，更加肆无忌惮，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大量地向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直至1945年5月8日豆腐屯战斗，垂死中的日军仍然继续使用了毒气武器。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种类，一般是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呕吐性的联苯氯化胂和联苯硝化胂，糜烂性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还有窒息性的光气、氯化甲基吡啶和氰酸气。所谓“红色”指的是窒息性毒气，“黄色”指的是起疱性（糜烂性）毒气。“红色弹”和“黄色弹”由炮兵发射或飞机投掷，“红色筒”用投射器或掷弹筒发射，“黄色剂”则是直接洒播芥子气原液。

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曾经发布过一份纪录1937年8月至1945年5月的统计资料，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在缅甸对中国远征军共进行毒气战1312次，造成中国军人死伤36968人，其中中毒后立即死亡者2086人。从战后日军供认的事实来看，上述统计显然是十分不完整的，最明显的是1945年日军进行毒气战远远不止2次。另据有关资料揭示，在八年抗战期间，被日军毒气武器直接杀害的中国军民共有8万余人。

日军大量使用毒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于1938年3月2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通电，谴责日寇施放毒气毒菌屠杀我民众，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上将于是年5月16日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以毒气、毒物残害中国军民的罪行。

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况

在日军数以千次的毒气战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宜昌。

1940年6月，日寇侵占宜昌后，即在宜昌设立化学武器（即毒气武器）装配厂，驻扎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的部队并配备有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毒剂的化学弹药。日军在宜昌地区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毒气战。例如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日军攻入鄂西山区，欲攻下三峡要塞，经中国军队强有力的反击而败退，退至长阳县磨市东南地区的日军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6月7日便使用了毒气武器。是年11月在鄂西湘北进行“常德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22日发表声明：“敌军此次向我鄂西长江南岸发动攻势，又大规模使用毒气……九日在枝江县西南腊树垭施放一次……二十日敌向五峰县仁和坪附近反扑，施放大量毒气，致我官兵中毒，死伤很多……今日据我前线将领报告，已在敌遗尸中搜获敌酋所颁发使用毒气的命令……”据时任第六战区第六十六军副军长宋瑞珂回忆，当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为阻止中国军队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对常德的增援，在仁和坪地区一月余的攻防战中，竟使用毒气进攻7次。

然而，最严重的一次毒气战就发生在宜昌城郊。

事情的经过是，1941年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指挥，从湖北、江西调集日军兵力12万和舰艇百余艘、飞机百余架向长沙进攻。为牵制进犯长沙的日军，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第二十六集团军和江防军等部队攻击汉宜、荆当各路之敌，“相机收复宜昌”。

自9月28日反攻宜昌之战打响至10月6日，面对5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顽固据守，在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将非战斗人员派往战斗前沿进行抵抗，并使用毒气，但仍无转机。7日夜间，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于绝望之中，一方面烧毁军旗和文件，摆设自杀器皿以供师团长及其以下幕僚和各部部长集体自杀，做好了自尽后焚尸的准备，并用密码向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发出诀别信，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还在诀别信的末尾加上一句：“皇国官兵最后尽了军人本分，在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中死去。”同时仍作垂死挣扎，决心再次使用毒气。当8日中国军队的主攻部队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第九师（师长张金廷）从东山突入宜昌市区时，日军发射了大量的毒气炮弹进行抵抗，中国军队被迫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