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二）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後，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特别注重志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於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於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後来居上”者是也。

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於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後，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Stael 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 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