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三）

三、新名词的浸润与老百姓的期待

虽然对于革命并不真的理解，但是相对于其他几次现代化的变革，辛亥革命对一般老百姓的震动是比较大的。戊戌维新的时候，绝大多数乡下人根本不清楚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辛亥年间皇帝的江山从此送掉，却是大部分农民都知道的事。同样，与前几次变革不同，老百姓对于辛亥革命也有某种希冀。一位留日的湖北籍学生在北京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决定前去参加，“他看见沿途小贩，只顾宣传革命，不暇照顾买卖，有人问他们为何不注意自己做生意，他们一致答称：‘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没有饭吃’。”[20]说小贩“宣传革命”多少有点夸张，但是幻想革命成功有饭吃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希冀。还在1911年的5月，连任长沙税务司洋人司伟克都已经看出，“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21]换个政府会怎么样？并没有太多的人会去想，只知道清朝太糟糕，改换天地之后，无论如何都应该会有所改变。

打算乘乱捞一把的是不安分之徒，而大多数老百姓对政府的指望，一是维持社会安定，二是减轻一点租税和负担。辛亥革命期间，各地农村纷纷出现抗租抗税的骚动，有的还具有相当的规模，近乎于农民暴动。这些骚动显然不同于那些乘革命之机起事抢劫发财的暴乱，参加者既不是绿林好汉也非帮会人物和散兵游勇，他们都是在乡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要求也带有很强的合理性。对于一个前现代国度，既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又要进行现代化的体制改革，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赔款和外债负担，几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农民来支付，在这种情景下的农民实在是不堪重负。改朝换代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机会，在一些农民看来，“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租米不仅指地主的租，还包括官府的捐税）。”[22]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指望着新的政府尤其是直接管他们的地方政府能有所行动，改善他们的境遇，而其中性急的，就自己干了起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农民抗租骚动，居然打出了他们所不懂的新名词和新头衔，用来号召人众。湖北黄梅县张天霸组织“政党”，取名为“农林党”，并“粘贴告示，开堂散票”，宣称“农人得入党籍，将来佃人可以不交纳租课。”[23]江苏无锡常熟地区农村的“千人会”组织，在辛亥革命期间发起抗租抗税活动，成立“司令部”，推举农民孙二孙三为“都督”，树起的大旗上写着“千人大会”、“仁义农局”字样。[24]而南通丝鱼巷农民抗捐起事，首领则是“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最出奇的是他们的口号，居然是什么“自由择善”、“自由择君”。[25]其余像打出革命军、民军、独立、共和招牌的还有很多。很明显，这些起事的农民对于他们拿来的新名词和新头衔并不理解，但却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拿来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辛亥前是非常少见的，那时的农民和流民的起事，往往还袭用过去的名号，诸如皇帝、王、将军和军师等等，应该说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才点燃了农民们模仿和拿来的热情之火。

国门打开70余年以后，经过长期中西间的碰撞和西学特别是西方事物的浸润，特别是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大刺激，即使是农民，不仅知道洋枪洋炮厉害，甚至也有一部分知道了西方非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同样具有威力。辛亥革命那些顶着新头衔，喊着新名词的革命党人推翻清朝政府的活生生的现实，无疑强化了这些名词和头衔在他们心目中的魅力。那些不伦不类地拿来新名词、冠以新头衔的农民们，肯定以为这些东西具有某种说不清的力量。虽然他们弄不清“革命”、“政党”、“共和”以及“自由”这些名词的真实含义，但既然强大的洋人喜欢这些东西，而学习这些东西的新派人物居然推翻了皇帝，那么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期间人们存在着的“制度迷信”，多少已经影响到了下层社会，尽管下层社会的人们可能只是出于某种近乎巫术的心态，经过农民固有的实用理性的中介作用，才会迷信新名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然而，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的现象，实际上却蕴涵着悲苦的无奈。农民煞费苦心地打出“新”的旗号，其实不过是为了减轻一点租税。借新名词为自己的抗租抗税之举批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们以为是革命党人的“道理”来为自己壮胆。这里，既有对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期待。可是，刚刚尝到政权滋味的革命党人，却只将这些现象当成笑话，将农民的抗租抗税视为作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手段，他们的行动甚至比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政权还要果决。攻克南京之后，江浙革命党人最忙的事情不是北伐，而是镇压抗租抗税的农民，在革命党人的都督和军政长的命令下，刚刚与清军作完战的民军，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了农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农民的都督和军政长们剿灭，非但不准阿Q式的农民革命，连农民合理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一位英国外交官通过观察感觉到，“实际情况是：改变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统治者而已。关于皇帝和议会，除了作为名称之外，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熟悉的政府机构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门差役，而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未包含对该部门进行根本改革达到希望”。[26]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似乎更苛刻一点，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认为，同盟会在革命后，是“按照传统的方式，作为军队和征税者进入农村的，”这样一来，“那些新贵们及其政策，就和他们的军事和财政基地一样，很难与既得利益的旧秩序区别开来”。[27]在农民眼里，新政权在征税催捐方面似乎与清政府并没有多少区别，县政府的衙门，除了插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旧。满清还没最后推翻，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谈判尚在进行，而各地的民政与军政长官则均忙于催租、征税和“拿办乱民”，不旋踵则布袍子就换成了皮袍子，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却连一分钱上缴经费也拿不到。时人讽刺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呼，痛深不觉涕泪濡。”[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