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 人似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曾经说过：“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程沧波也这样评论， 如果说胡适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就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傅斯年主张“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 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 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 解。胡适未免天真、自信了一点，在这方面，还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蒋表面诚恳，实质是只懂压力，不知其它，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他对 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抗战爆发以后，蒋礼贤下士，常常召见傅斯年垂询国事，他成为最高领袖厅里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并不因此而膝盖骨发软，大唱“英明领袖”的颂歌。纵然皇 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会后，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 吃饭，为孔说情。席间有这样一段精采对话：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得任，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国民党内士大夫阶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这场搏斗，说到底只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悲剧。政治的体制不变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纵然孔宋被赶下台，还会有 新的腐败势力孳生出来。在这方面，傅斯年未免士大夫了一点。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 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 杰气，一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不过，它在中国失传实在太久了。
原载《万象》杂志，2000年第2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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