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的“诗画舫”也很别致,它建在一泓湖水正中,上舫必须登舟,而舫中是观鱼的佳处。曾在西城区政府工作的彭君后来向我透露,某位气功大师告诉他,这个看来清幽的园子,其实充满了浊气,决不能在此练功。因为他测出,就在舫下,和埋下了大批财宝。这说法使我想起,和抄家后,共查出家藏黄金33551两,白银3014095两,以及大量珠宝器玩和土地房产。副都统萨彬图上奏,认为和财产还大有隐匿,建议进一步审讯挖掘。当时民谚曰:“和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嘉庆批说,这些宝物,纵有隐寄,亦不过天之下地之上,何以辗转探求,近于搜刮耶?和宅已赏庆郡王居住,王府中再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也是断无此事的。因此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对和资产妄行渎奏。嘉庆诛和,以除巨蠹、平民愤、肃朝纲为宗旨,不求在枝节上纠缠不休。薛福成在《庸笔记》中评价这一谕旨时说:“大哉皇言,洵昭垂万世。”和之财,从此也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有的笔记上甚至说这个数字达到8亿两,足以使武侠小说家敷衍出连篇累牍、动人心魄的故事。不过仔细再想,舫下若真有财物,和倒台后的近两百年里,居然没被人发现,也不可信。尤其在前些年,这里曾改为某单位家属宿舍,要想探宝,还是很容易的。
中路有座假山,层层叠叠,全用太湖石垒成,称作“滴翠岩”。山下有“秘云洞”,洞中嵌着康熙帝手书的“福”字碑。碑下有副用碎石排成的象棋盘。遥想盛夏之时,在此小憩对弈,真有超尘脱俗的飘飘然感。在山顶,则是称作“绿天小隐”的一个敞厅,仲秋之夜,煮茗清谈,举杯邀月,何其乐哉。
恭王府花园里也不完全都是轻歌曼舞的绮丽、鸟语花香的风雅。在悠闲淡泊的都市园林中,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权力斗争失败后的愤懑。在假山之前,正对着园门,竖立着一块五米高的太湖石,上书“乐峰”二字。这是载奕在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后,借北宋司马光失意时所作《独乐园记》,在石上刻出“独乐峰”,但又怕引起麻烦,便把“独”字凿在石顶,以此来曲折迂回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绪。
奕与慈禧太后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结成战略同盟。以后,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领导内政外交事务,与“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对他则是极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和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9月)的两次严谴。第一次以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由,慈禧太后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反对,最后只能收回成命(议政王头衔仍革去)。第二次是为了重修圆明园,同治与奕又爆发激烈冲突,奕还劝诫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恼羞成怒,撤去奕的职务,最后全体军机大臣再次站在奕一边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退让。显示出奕班底强大的政治实力。
奕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月,奕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主持下的军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从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余年里,奕一直处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大漩涡里,不停地旋转。直到中法战争爆发,才被西太后强行将整个军机处一起开缺,并让奕回家整整闲赋了十年。以奕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在书写“独乐峰”时,心情是多么地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