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其一奕訢

第一次游览恭王府花园，是在1991年初。

那会儿，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未久，我正在为中农信公司筹建上海证券业务部奔忙，奉召去京，面见老总。天寒地冻时节，本来人就慵懒，干完正事，并不想在户外闲逛。但听朋友告知恭王府花园已经对外开放，马上按捺不住，急急赶去。这是因为我向来将恭亲王奕看作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而抱有景仰的心情，很愿意到他府邸旧址去怀古、去寻找一种支离破碎、自己也难以说清道明的复杂感觉；同时，这花园也是北京市目前保存得最为完善的一处王府花园，名声极大，自然是值得一游的胜地。

从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北门，隔街便是一片冰封的什刹海。什刹海分作前海、后海及后海西北的积水潭（亦称西海）三部分，加上前海之南的北、中、南三海，统称“六海”，是镶嵌在北京城中央的漂亮闪光的宝石。《辞海》上称，“海”字可作“大湖”解，并举“青海”、“里海”为例。我不研究训诂，也不懂地名学，讲不出北京市内的这些湖泊命名的原则。若按面积论，中、南二海为0.52平方公里，北海为0.38平方公里，什刹海为0.34平方公里，都算不上大湖。联想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内叫做“长海”、“五花海”、“树正群海”的湖泊，揣想若将“海”解作“湖”，字义才更确切。

什刹海据说得名于元代后海附近的十座古刹。或说“什刹海”原来只是一座古庙的名字，后来延伸为湖名。湖水来自城外的高粱河。旧时，海边高柳芦苇间，飘荡着暮鼓晨钟的悠扬回声。每至夏日，荷花盛放，湖水初平，很有点儿情趣。海边又有许多酒肆茶馆，文人士大夫常常在此作文酒之会，确实引人流连忘返。如今，庙宇早已不存，但海边依然有古老的垂柳，成片的小院平房，安静整洁的街道，透着一番渐渐远去的古意。

顺着前海西街北行，过郭沫若故居（原先是恭王府的马厩）拐到柳荫街，恭王府就在眼前了。从地势上看，王府的东部和北部被什刹海环抱，向西望去，隐隐约约地现出西山的轮廓，确是建府建园的风水宝地。晚清的另外两座著名王府——醇王府和庆王府也都在附近。时下，王府旧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占用，花园单独辟出修复，以供游览。恭王府花园又名“萃锦园”，从前是高宗宠臣和的宅第。乾隆年间，门前冠盖如云，极一时之盛。嘉庆四年和籍没后，花园被仁宗赏赐给了他的四弟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永孙奕继承王府时，他的身份是辅国将军。两年后，朝廷便把庆王府改派给恭亲王奕居住。从此，这个府第和花园便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它的声名。

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帝祚世系中共有三位皇帝——文宗奕（咸丰）、穆宗载淳（同治）、德宗载（光绪）。与此同时，朝野间还有三位潜在的可能君临天下的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位是湘军统帅、晚清最重要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另一位则较为特殊，他就是皇家玉牒中人，宣宗宁（道光）第六个皇子奕。

洪秀全是清廷的反叛者，自打定都天京后，已在南面称朕，但毕竟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虽说提出了颇为后世历史学家推崇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其他富有平均平等禁欲色彩的理论构想，但并未实行之，也不准备实行之；并且在刚刚夺得半壁江山之时，已沉湎于自我陶醉的宗教幻想和骄奢淫逸的物欲享受，言不由衷，一派乡村小财主的气象。加之极为血腥的内部猜忌、倾轧和屠杀，神经也似乎有点儿不正常，终于难成大事。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建立湘军武装，平定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于倒悬危亡之时。他以理学带兵，以引荐提携科场和官场不得意而有经世之才者为己任，因他保举而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宜、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皆在历史的车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辙痕。其他政坛学界著名人士，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王运、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也都出入过他的幕府。曾国藩手握兵权，门生故旧遍布要津。王运曾劝他称帝，夺爱新觉罗天下而代之，却为他拒绝。时人认为他是大清忠臣，他死后，朝廷谥他“文正”。与他极不相得且自视极高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奕曾与他的四哥奕同是皇位的竞争者。就文才武略而论，他都大大超过乃兄，野史上称其“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他之所以最后未能继承皇位，据说是才华过于展示；而庸碌无能的奕，则受老师杜受田密计，“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见道光的昏聩。清史学者认为，道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拿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观道光立储的得失，确实也可看出此点。假如奕在1851年继承皇位，中国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汹涌东来的滔滔波澜，太平天国起义也照样爆发，但奕的眼光及处理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由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奕以议政王身份，辅佐两宫太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发动洋务运动为证。

奕当政的枢机，是与慈安、慈禧太后联手发动北京政变，捕杀咸丰帝安排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但他秉政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刘体智《异辞录》语）。同治年以前，清廷对汉族官员一直控制很严，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据薛福成记载，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喜形于色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即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闻此，“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而肃顺是在满族大员中，最早看出要挽救大清，必须起用汉人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皆受过他的保荐。曾国藩在咸丰驾崩后评论说：“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他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忧惧异常，在家书中含蓄地称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给了曾国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义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大胆地将军政大权交给汉族官员，为最后平定起义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