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二）

(二)“政治史”与“地方史”

我推想，最近盛行的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政治”的思路可能出于以下考虑：近代政治的过多渗透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中就不存在对抗这种瓦解的基层力量。“地方史”研究者假设，只要在中国社会找到这些力量，也就等于找到了疏离和对抗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和流行，恰巧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契机，使得社会史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无法找到的研究手段，使得对宗教与地方组织构成因素的考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学的兴趣走向。

近几年兴起的“地方史”研究仿佛有意无意地强调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正面影响，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强的政治规训现象的反抗意味。他们对宗族的复兴与寺庙重建的解释大多摆脱了“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科学主义式解说，而赋予其地方合理性。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好处是容易凸现地方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如何在地方情景下重新得到理解，特别是能够说明近代乡村与城市在政治干预下的不同境况。

“地方史”研究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思考取向，那就是其中蕴涵着强烈的逆向于“现代化叙事”的关怀，即试图通过寻找基层社会中异质于现代化的传统品质，比如所谓“地方性知识”来重构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特别讲究通过象征和其他文化传承的形态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仅仅从上层政治经济学角但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