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三）

(三)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身的运作很容易与解读受政治影响的其他现象相混淆。当然，有人会说，只有把“政治”放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也才能避免传统“革命史叙事”对政治的抽象处理。比如，为了反驳宏大叙事的命定论设计，有人把“革命”和“政治”的关系处理成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革命者对个人复杂的身份和社会网络的不断构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革命的影响变得并非微不足道。有人把城市工厂里的政治关系的改造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制，是“新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把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剥离成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而强调传统网络关系在革命中的连续性作用。这些层面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仍无法说明“政治”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的运转。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分析，仅提供几点想法供讨论。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陈旧的词汇而不再显得时髦。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制订与实施，仅是统治者头脑中方案的一种实施结果。因此，传统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与“错误意识”等而论之。而目前的社会理论研究已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认为“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并不是观念和精神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二是近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日趋频繁。这种社会动员形成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像的。这些社会动员往往会构成所谓“共意性运动”，最大范围地整合民间文化资源并消弭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