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其背景（四）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蒋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变了过去关于军人不宜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过去在孙中山时代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使蒋对军阀的危害深恶痛绝。故常说：军人“事权增大，具有造成军阀之危险”。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为军校校长，宜专力于军校事业，一心办学，训练党员，养成革命干部人才，而不宜身兼军职。“否则身兼军职，力破军阀，恐以养成其本身蹈军阀之覆辙而不知”。即使在“三•二0”事变之初，他也还是在讲：“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是思想随到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带兵以来，无时不想交卸兵权，免除军阀的恶习。”但是，至二届二中全会时，蒋已不再以此为虑了。一方面有张静江等人在周围极力鼓吹打气，另一方面汪离去日久蒋已没有了僭越的顾虑。因此，他明显地开始满足于会议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的决定。他虽然也自省对党事过去鲜有贡献，承担如此重担“对于党事实于心有愧”，实际上却因其雄心与抱负一朝而有实践之机会，对“事权增大”不仅不再担心，反而觉得正好实现“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之主张。因此，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蒋毫不推辞地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任命，丝毫不感觉事权增多的危险了。相反，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他甚至已经渐渐地开始害怕事权分散了。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都应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决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据此，7月7日，在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于1日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所有海、陆、空军，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军事负完全责任；战时状态中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节制。

蒋介石力主革命应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甚至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在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更不意味着他只是口头上主张革命，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反共的道路。足以证明蒋这时仍然深信必须维护联俄容共政策的，是7月24日蒋给张继的一封回信。张继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并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公然与广州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基于这次大会确定的“好意”分共的方针，张在得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即致函蒋，说明仅以整理党务案决议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产党谋代国民党计划之威胁。蒋明确认为，共产党乃革命党，与革命党合作，为既定政策，不应变更。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亦不复存在共产党篡据取代国民党之可能。

其函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与共产党合作者，断定国民党决非共产党所能篡窃而代之也。前提决议，则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闻近有以卖国卖党诋弟者，弟谓今日无卖党卖国之问题，只有败党与亡国问题。谁为败亡，惟不努力革命，只惴惴焉惧人之食，此党国败亡之所以不能复振耳。本党如能自强，无论他人有何阴谋，皆不能消灭本党。能使本党消灭者，其惟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弟之所以兢兢自勉，并愿与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败党而已。且证之事实，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在此时，苏俄同志，有为军事上之政务官者，今且无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党同志有为中央党部部长者，今亦无之矣。是否卖党，弟无庸自辩也。至责弟对于旧同志太过冷酷，不及总理之宽大，则尤有说。弟既主团结革命势力，则凡属革命同志，皆极盼望其合作，岂对于久共患难之旧交，反有歧视？……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须彻底，不能稍有违总理晚年严整纪律、改造本党之精神。”

蒋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够尽可能取得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他显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更用不着故意写下违心之论，来刺激这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蒋这时虽已大权在握，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但其对容共政策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且必植基于农工也，且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国革命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因为“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口号也。赤为何义？苏俄之白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以及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

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作用仍旧相当看重。对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一直深觉遗憾。北伐刚刚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正是因为注意到这样许多情况，注意到仅靠国民党还难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这时再三强调：国民革命要胜利，国民党就必须联合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分子，因此总理联俄容共的两大政策不能动摇。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在他看来，现在排除共产党，与其说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倒不如说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些。他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释二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提出限制性措施绝非怀疑和反对国共合作，称：“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他保证：“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他并且严厉告诫军校中非共产党之国民党员说：尤应切记者，“彼反革命者，不独仇视CP，凡国民党努力之同志，亦概指为CP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万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

但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