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时期,作为中国名校的学生,在这本杂志上,学生对自己同类的批判甚至超过了社会上一般对“右派”的批判,特别是这些学生所使用的批判方式,带有明显的人身侮辱,但却不为使用者所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法治意识,连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影响都极难看到。特别是从当时洪钟哲拍摄的关于谭天荣、黄友钊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道德已受到极大的扭曲。
《红楼》杂志作者群中,主要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基本没有对学术研究比较热心的学生。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观察,对学术研究热心的学生,在随后北大进行的双反运动中(反浪费、反保守)中,对自己老师的批判同样使用了人格侮辱的方法。
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第三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批判王瑶的文章,两篇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的,一篇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另一篇是《王瑶先生的伪科学》。最后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剽窃与抄骗”。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剪刀与浆糊。三、如此“重点修改”。三、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先看一个惊人的数字:厚厚上下二册《中国新文学史稿》,全书计五十三万七千字,小字引文共二十九万三千字,大字引文共四万三千字,全书引文共计三十三万六千字,竟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这个数字本身不就是对王瑶先生所谓《史稿》的‘科学性’的绝大和讽刺吗?
除了带引号的的引文,王先生还有很多不带引号的引文,——剽窃。这也是王先生《史稿》的特色之一。如下册二十四页讲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王先生认为‘因为就一般新文学的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段话可以在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在剩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中,除了对引文的复述,承上启下的过度、转折、联接,王先生又耐心地向读者大讲起上百个作家千部作品故事梗概来了。讲故事当然比对作品进行分析容易得多,篇幅也大大地拉少了,而稿费却是以字数计算的。
这篇文章,要说是完全的奉命之作,好象解释不过去,因为那样的文章,一看就不是应付出来的,而是很下了一凡苦心,可惜这苦心对老师的伤害太重。因为文章不是批判王瑶的学术和思想,而是侮辱他的人格。
反“右派运动“和双反运动后前后,北大中文系在学风方面形成两个特点,一是学生批判老师,二是集体创作。这两个特点都有极强的历史虚无主义特色,直接影响了北大学生在学术上的创造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风气,基本是这两个特点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批老师最用力的学生,几十年后在学科方面又普遍获得重要学术地位。比如表袁行霈、程毅中、袁良骏、桌如、康式昭、刘登翰、严家炎、叶朗等,北大如此,其它中国高校大体也是这样的情况。因政治运动出局后的学生所留下的学科空白,总要有一些学生来填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保持“政治正确”的学生,总是比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所获得的学科选择机会要高很多。
半个世纪后反思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人们可这样理解当时参预各种批判运动的学生,因为凡积极参预批判运动的学生,通常在学术上较有才华,在学术方面的训练也相对较好。当时批判运动所使用的武器,只是在寻找“政治正确”,在此过程中,相对于那些没有参预相关运动的学生,他们在学术上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训练,当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当年“政治正确”的思想不再发生作用,但他们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知识训练依然可以发生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发现当年活跃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如袁行霈、谢冕、张炯、康式昭、刘登翰、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叶明等等,几乎同时又站到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
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曾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价值今天已极少有人从正面评价,但参预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学生,在当时变态的写作过程中,客观上也得到了一些学术训练却也是事实,就如《红楼》杂志的作者一样,虽然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写作,但写作本身是一种知识训练。黄修己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参加‘黄皮’书的编写,执笔‘陶渊明’等章节,现在已不敢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对陶渊明毫无研究,手上只有一本王瑶先生编的《陶渊明集》。先生经考证依照创作时间排序作品,用来特别便利,然而仅读此书就敢大发议论,想起来便感到脸红。”
《红楼》作者群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一群知识精英,但时代带给他的们局限多于于创造。在《红楼》作者群中,几个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学生张炯、翟奎曾、温小钰、汪浙成和康式昭,虽然后来也写过一些小说,但多娄最终以文学评论为自己一生的志业。《红楼》作者群中,没有成为知名小说家的学生。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科地位可以决定学者的学术地位,但小说家的地位却要依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