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

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惠告，“燕京研究院成立，拟出版燕京学报，决定每期介绍曾在燕大执教学者一人。成都燕大曾有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四大名旦之说，故本期拟介绍公权先生学术”，只约我为之。公权先生的后半生在美国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执教19年，我在华大作研究生时，曾幸得列其门墙。他退休后，我也离校，但10余年间，音讯不断，自问对于老师的生平与学术，还是比较理解的。我虽曾发表过一些介绍公权先生的短文，但尚未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术。今承一良先生的好意，能不跃跃欲试、尽力而为吗?

一

公权先生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学术训练是哲学。他于1926年，自当时唯心哲学重镇的康乃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任导师是专精伦理学与政治学、曾经留学德国的唯心论派哲学家狄理(FrankThilly)教授。公权先生于康大三年博士生研究期间，与狄理接触最多，影响最大。体会到这位当时已年逾60的美国教授循循善诱，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取填鸭式的灌输知识，具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但绝不强人从己，而是鼓励学生自寻门径、自辟境界，纵然主张与已迥异，只要言之成理，可任其并行。狄理的教授方法给公权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日后他自己教授学生时，亦采用此法。我记得初次选择论文题目时，向他请教，他于谈论时处处引发我自己的兴趣与趋向，绝不代我选题，于讨论问题时也随时照顾到别人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他的“教授法”显然深得业师的真传。

狄理教授之外，公权先生受益较多的还有专精美学和希腊哲学的韩莽(WilliamHammond)教授，以及讲解形上学与英国哲学的阿尔比(ErnestAlbee)教授。他也受到康大政治系一位年轻教师恺德林(GeorgeE．G．Crtlin)的启迪与鼓励，恺氏为出身牛津大学的英国学者，原是到康大研究院进修，因其博学敏思，而请其讲课。公权先生选了恺氏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讨课程，两人非常投缘，时相讨论辩难，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公权先生于赴康大继续深造之前，曾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佘宾(GeorgeH．Sabine)亦值得一提。佘宾教授当时尚无赫赫之名，但已饱学深思，而且非常欣赏这位远自太平洋彼岸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佘教授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政治学理史》(AHistoryof Political Theory)，自1937年在英国初版后，1949年再版，1951年三版，此后10年之内五次印刷。我于1978年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过一年书，当时台北坊间仍然销售佘宾这本书的翻印本，并为一般大专院校所采用。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原也是在佘宾的启迪下，打下基础的。

公权先生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向我说，他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却都是历史工作；他没有一天正规地学过历史，史学全是自修的。不过，无心栽柳柳成荫。并非偶然，他研究的历史主要还是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有深厚功力的人，来研究政治思想史，必然事半而功倍。何况公权先生于哲学的训练之外，还有细致的诗人情怀，所作《小桐荫馆诗词》，词意瑰玮，斐然成章，诗境造诣高超。诗与哲汇聚于文史之学，遂使公权先生虽非史学科班出身，而其史学著作，莫不是上乘的佳构。

二

《政治多元论》(PoliticalPluralism：AStudyin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为公权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原是于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二年即由伦敦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原稿即已是定稿。一般博士论文须经多年修改才能付梓，可见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绝非一般。胡适之与吴国桢的英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先秦思想，按当时西方对中国学术所知尚少，理应在西方付梓，竟各各携归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公权先生论述近代西方政治学理的论文，却能由西方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相比之下，高于时贤，显而易见。公权先生曾亲口语我，他独学冥行，不入派阀，而能于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

的确，此书出版之后，佳评如潮。《伦敦时报文学副刊》（LondonTimes，LiterarySupplement）于1927年12月1日评论道，“此书虽由一位中国学者所写，而其论证与语气全是欧式的”，并认为“萧教授的英文和他的西方思想一样道地”。《哲学学报》（JournalofPhilosophy）于1928年7月发表书评，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同年8月8日，畅销的《国家》(Nation)杂志，大力肯定此书的贡献，认为对政治多元论“作了最具批判力与完整性的研究”。《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于1928年亦刊登推崇的文字，谓此书出版之前，坊间尚无一本书，对近代政治思想显明而重要的发展，作如此全面的验证，认为“此书展现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以及令人折服的公正”。公权先生书中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乃当时颇具名望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HanoldLaski)，也在《新共和》(NewRepublic)上发表评论，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认为是五年以来论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类此推崇，并非一般溢美之词，因此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ModernGreats)一课程，并采为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之时，公权先生尚未逾而立之年，而其学已卓然自立，跻身世界著述之林，扬名国际，无疑是侪辈的翘楚。

萧著《政治多元论》开卷指出，多元论者攻击一元体制国家主权，欲使国家从主宰的地位降为公仆。按主权观虽早见于希罗古典时代，然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政治一元论，为16世纪法国律令学者布丁(JeanBodin)首创，霍布士(ThomasHobbes)扬其波，遂即风行，成为西方政治思潮的主流。黑格尔(GeorgeW．F．Hegel)、奥斯汀(JohnAustin)诸人，都属政治一元论者。法国大革命虽推翻专制王政，但是并未改变国家理论，政治权威仅从一元的帝政转化为一元的民主，因为国家主权依然是一统的、绝对的，国家在法律上仍是至高的。政治多元论者即欲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权威不止一个，国家不能独霸权力；政治意愿不可能被统一，故否定中央集权。法国政治多元论者杜奎(LéouDuguit)强调国家只提供服务，不能发号施令；国家不拥有主权，只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运作；否认国家主权为法律权威之至尚，所以杜奎主张多元立法以及政治权力下放。但是公权先生评论道，如照杜奎所说，人人都可立法，势必入于无政府之境；若把立法权下放，亦不等于法律多元化，杜氏所言不过是不同地区的立法设计，并未涉及法律权威的本身。公权先生认为，不论权力如何下放，法律如何多元，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团结，多元之种种势必重归于一个绝对系统。公权先生更进而批评杜氏未能明白区分最终法律权威之国家与实际掌握政治权力之政府，并指出近代法治不可能建立于否定法律主权之上。然则杜奎的多元设计，并未能取代一元论，以获致其预期的效果。

宪法为一国之根本大法，即最高之法，亦即存在单一的法律系统实与政治多元论的主张相左。公权先生指出权力可以三分，宪法不可能一分为三，多元论者强调均衡与分权，但最后仍然需要最高裁决，而最高裁决必然是一元的。

政治多元论又认为国家主权观与国际法精神不相称，并谓基于国家主权之传统国际法，并非真正的国际法。多元论者如克拉伯(H．Krabke)因而主张一种“环宇性的法律社区”(UniversalLegalCommunity)，犹如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所谓的“世界政府”(Monarchia)。公权先生则认为此说虽具吸引力，然而却是颇含危险性的乌托邦式国际主义，更进而批评克拉伯欲使国家舍弃主权成为国际法之一部分。既然丧弃自主之权，实已非多元中之一体，但丁式的“世界政府”更与政治多元论的目的相距甚远。在公权先生看来，政治多元论者虽未主张取消国家，然而他们想要建立的世界议会或世界社区，无论在法律上或政治上，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多元体制，反而将世界变成一个庞大的单元体。至于多元论者相信国际性的社会或经济组织较政治性的国家更能保障世界和平，公权先生亦不表乐观，认为和平的保障还须依赖和平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