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