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二）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