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外交中的原子（二）

远东问题也是这部著作的一个重点。阿尔佩罗维茨回顾了罗斯福时期的远东政策，认为中国问题在许多方面同波兰相同：斯大林需要西方支持苏联所控制的华沙政府，而罗斯福则需要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杜鲁门上台初期，并没有马上改变罗斯福的政策；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开始对此重新考虑。阿尔佩罗维茨着重分析了哈里曼、迪恩、凯南及史汀生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１，美国是否鼓励苏联参战，２，最好是拖延或拒绝履行雅尔塔协议。史汀生依然坚持其“拖延摊牌”战略，认为没有新武器的力量，远东的权力将大大有利于苏联，并认为谈论苏联对日本的占领为时过早。阿尔佩罗维茨指出，杜鲁门实际上是采纳了史汀生的建议，认为美国对苏联参战的处理，不再是考虑苏联是否会参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红军参战之前结束战争。美国决策者所要考虑的是，日本继续作战的能力以及美国如何在没有苏联参战的情况下击败日本。

阿尔佩罗维茨明确地指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参战或修改无条件投降原则，都可以使日本投降；而这两者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会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决策者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在也有不通过对日进攻的其他选择结束战争的时候做出的，他们避免这些选择，是担心由此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因此，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军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的。原子弹不仅可以阻止苏联控制满洲，而且对欧洲的政治问题也有重要意义：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事，可以使美国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以期在谈判中对苏施加压力。

基于上述分析，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同时推行两种政策：一方面，他继续力图推迟苏联的宣战，希望通过原子弹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杜鲁门尽量避免万一原子弹失败时失去苏联参战之保证。

在论述“拖延摊牌”战略的形成之后，阿尔佩罗维茨用了两章的篇幅研究波茨坦会议。以原子弹试验成功为界线，他将波茨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前，杜鲁门拖延同斯大林对抗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强硬政策；尽管杜鲁门在五月和六月的“拖延战略”使许多观察家相信，杜鲁门决定推行罗斯福的合作政策。事实上，搁置四月开始实行的强硬政策，只是为了等待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一个暂时的策略方法。原子弹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美国的外交由“拖延”一下子变成了“攻势”外交。

在远东问题上，原子弹使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参战再无必要，因而采取种种方法阻止苏联参战。阿尔佩罗维茨指出，尽管原子弹没有阻止苏联参战，但它实现了“拖延战略”的其他冀望：在远东问题上，美国保持了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将苏联排除出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在欧洲问题上，由于拥有原子弹，美国开始直接干预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内政。在对待原子弹的问题上，杜鲁门权衡了史汀生和贝尔纳斯的观点，认为对原子弹的暂时垄断将有利于美国的外交。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阿尔佩罗维茨总结说，杜鲁门及其顾问把原子弹视为外交工具，以此阻止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野心”。阿尔佩罗维茨认为：“如果新式武器在美国战略中没有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对杜鲁门来说，在德国战败后，他就有任何理由尽可能快地通过谈判来达成有关协议。”因此，核武器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看待战后世界政治问题的方式。在评价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时，阿尔佩罗维茨指出，唯政治上的考虑，才能解释为什么杜鲁门政府不用其他方法而是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毫无疑问，在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中，政治方面的考虑起了主要的作用。”

不难看出，在《原子外交》中，阿尔佩罗维茨强调了三个主要论点：第一，原子弹是１９４５年春夏之季决定美国对苏政策的关键因素；第二，在促使杜鲁门政府使用原子弹的考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希望原子弹会对美苏关系产生影响；第三，对原子弹的垄断导致了美国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冷战的起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些观点是极富挑战性的。事过二十多年，阿尔佩罗维茨仍坚持其原来的观点。１９８５年阿尔佩罗维茨出版了《原子外交》的修订版，面对新的史料和其他学者的成果，阿尔佩罗维茨的观点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实际上，修订版中只有两处不同于初版：一是强调了贝尔纳斯在决策中的作用；二是把初版附录中的史料，放到修订版的正文中去了。在近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阿尔佩罗维茨更为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美国首次使用了核武器，“造成了后来支配国际关系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紧张局面”。

阿尔佩罗维茨的这部著作不仅视野开阔、史料丰富、文笔流畅，而且使用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他成功地运用决策理论，在分析每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把握住关键人物的战略考虑。他出色地使用了结构分析方法。使这部书层次清晰，结构严谨，并以原子弹的决策作为全书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阿尔佩罗维茨在《原子外交》中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一、核武器是影响大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阿尔佩罗维茨通过对波茨坦会议和轰炸日本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认为，核武器是指导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从而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核武器是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一问题使得美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

二、关于核威慑的问题。在《原子外交》出版之前，有关核威慑的问题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侧重从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这个角度，来研究核威慑对外交的影响。他明确指出：“为了理解新武器对外交的影响，人们不能仅局限于可用于战争和外交行动之中，首先其影响是心理方面的。”他认为核武器提高了美国决策者的自信心，并令其使用核武器去震慑、威慑日本人和苏联人。

三、关于核伦理问题。可以说，阿尔佩罗维茨的《原子外交》首开了有关核伦理的先河。他主要是通过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阿尔佩罗维茨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以及英国将军伊斯梅的观点，认为日本已经战败，毫无必要使用原子弹去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这就涉及到使用原子弹是否道德的问题。阿尔佩罗维茨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阿尔佩罗维茨的观点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发展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核伦理学。

正是由于阿尔佩罗维茨“挑战性的观点”和备受学术界同行重视的见解，使得《原子外交》一书在众多的美国外交著作中终获一席之地，阿尔佩罗维茨——美国这位“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经济政策中心”的主任——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研究原子外交的代表性学者。

《原子外交》所引起的争论，从它出版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佩罗维茨的著作影响着整个六七十年代乃至当代的研究，美国学者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分歧，但主要分歧看来已经解决而趋于观点一致，那就是阿尔佩罗维茨的结论：原子弹影响着冷战的进程，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