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封建”本义（二）

二、释“建”

组成“封建”的“建”字，与“封”义近，起配搭作用。

（一）“建”即立，“建”即封“建”字，首见于金文（《萩建鼎》）。“建”是动词，本义为“立”，有“设立”、“设置”之意。东汉至清的古典笺注家均以“立”释“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建，立朝律也。”释“建”为“立”。《老子》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西晋•王弼（226—249）注：“建，犹立也。”《礼记•王制》：“州建百里之国三十”，唐•孔颖达疏：“建是树立之义”。南朝•顾野玉《玉篇•廴部》：“建，竖立也。”《尚书•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南宋•蔡沈（1169—1230）《书集传》：“建，立也。”《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清•孙诒让正义：“凡立皆为建”。《周•地官•大司徒》言及大司徒的职守时，提到“建王国”、“建邦国”。《周礼•地官•小司徒》又说：“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这几例“建”皆为“立”意。《广韵•愿韵》：“建，树也。”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建”与“封”同义，指封赐、封立。《易•比•象传》：“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王弼注：“建万国，谓割土而封建之。”《周易》的屯卦、比卦、豫卦的经文中，多次出现“利建侯”、“宜建侯”之类句式，其“建”义均同于“封”。《诗•鲁颂•閟宫》：“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此“建”，义为“封立”。《左传》载，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前505）先后赶走悼王、敬王，自立为王，后晋国出兵帮助敬王复位，王子朝奔楚，行前告于诸侯：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这里的“并建母弟”，即分封母弟，“建”亦同于“封”。

（二）“建”之组词以“建”为基轴，组成多个二字词。建德作为动词的“建”与名词组合为多种二字词，如与“德”连为“建德”，《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定公四年》：“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国语•周语中》：“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诸例“建德”，皆指立德、立有德之人。建业《史记•淮阴侯列传》：“欲建万世之业”，此例可简约成二字词“建业”，意谓创立业绩。建国“建”又与“国”连为“建国”。《左传•桓公二年》有“天子建国”一语，杜预将“建国”释作：“立诸侯也”。《礼记•祭法》有“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之句，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两例“建国”均指天子封立诸侯国。“建”的“封立”意，《诗•鲁颂•閟宫》的“建尔元子”（封立长子）句早有显现。在“建立国家”意义上使用“建国”的名例有《礼记•学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首先要设校施教。）此外，还有“建侯”用例，如《易•豫》“利建侯，行师”，其“建侯”指封立诸侯。上例之“建”与“封”大体同义，均指“封立”。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清人段玉裁对此说有所质疑，表示不知许氏之说的依据何在，段氏注：“今谓凡竖立为建。”许慎释“建”为“立朝律”，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意义，正如“建”在特定语境中有“立社稷”意义一样。

分论“封”与“建”之后，再综论二字组合词“封建”。

三、释“封建”二字词“封建”始出《诗经》，《左传》等战国以降典籍常见。（一）“封建”：从“大立其福”到“封邦建国”周代虽实行封建制，但“封”、“建”多分用，合为“封建”一词，初见于《诗经》颂商的诗篇：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毛传曰：“封，大也”，故此处“封建”意谓“大立”。反映商初政治的《殷武》，说商汤秉承天命，监督下民，使之不得僭越等级、滥用刑赏，不得荒怠职守，施行教令于诸邦国，大享福份。此一诗句议及商王室与封国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却并未明讲商代分封诸侯国的情形。这里首次出现的整词“封建”，不宜作“封土建国”解，东汉经学家郑玄笺释“封建阙福”为“大立其福”，较为确切。《诗经》反映西周政治的诗句则进了一步，虽未出现“封建”一词，却已言及周初分封的具体情形：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此一诗句讲到，周成王对叔父周公说：立您的长子伯禽为鲁侯，开辟那国土，以辅弼周王室。成王又命鲁公（伯禽）作诸侯于山东，把那里的山川封赐给他。在封邦建国义上用“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后之儒者诠释《诗》、《书》，将“封建”明解为封爵封土以建国，《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指帝王以爵土颁赐诸侯，分茅列土，使之在所领有区域建立邦国，此即所谓“封国土，建诸侯”。近人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说：“封建，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是为简明之诠释。

（二）封邦建国之始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集合诸侯，诸侯尊黄帝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的“诸侯”、“国”，是以后世之名称借指上古，实为氏族、部落，并非跨入文明门槛后的国家。黄帝是传说中多个氏族、部落联合体的公举领袖，半非国君，尚谈不上分封诸侯。

夏分封夏代开始跨入文明门槛（使用金属器具、建城立国），早期分封出现，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姓”因“生”（血缘）而来，“氏”因“土”（地缘）而来，所谓“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夏本纪》讲到夏王分封的部落方国，均为以姓、氏命名的小国，是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然夏无传世文字，夏代封建带有传说性。

商分封关于商代封建，司马迁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其封国仍以姓、氏为单位。殷商分封有甲骨文的原始记录为证。殷墟甲骨文显示，殷商已有分封子弟之制，如商王武丁时已有许多封国，封为“侯爵”的称“侯x”（如封在雀地的称“侯雀”），封为“子爵”的称“子x”（如封在宋地的称“子宋”）。顾颉刚先生（1893—1980）据此认为殷时已有系统的封建制。有学者经考索称：“卜辞中有称子某的贵族90余位，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周初发布诰命中，有“伊、旧、何、父”，“儿、耿、肃、执”诸大姓，《逸周书•商誓》称其为“殷之旧官人”，此八部族当为商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周初继续受封。

简言之，夏、商进行的是氏族分封，形成一种氏族联盟式的邦国群体，或者反过来说，夏、商分封是对氏族邦国群体的承认。夏、商分封可约略划入“古封建”之列。西周分封封建成为完备制度，当在西周初年。王国维论及“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第一项便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王氏周代始有立子立嫡制之说尚可修正，如殷代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故殷时已行封建子弟之制。然而，将王氏封建制的完备化确乎在西周，西周结束了夏、商的氏族邦国联盟状态，逐步进入一姓（异姓辅佐）掌控天下的政治格局，这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三）“封建”内涵

封土作邦“周初大封建”与周人对东土的征服和殖民相关。周金文关于分封多有记载，如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武王嗣文王作邦”，“作邦”即“封国”，可见周初把封邦建藩视作镇摄东土的头等大事。《召伯虎敦》铭文称“仆墉土田”，讲到受封者在封土上行使政治管理权。再参之以前引《诗•鲁颂•閟宫》关于周王封鲁的记述，殷周的封土作邦，其原生态情状历历在目。至于战国以后的史典《左传》、《史记》等，关于封土建国的描述更加详细具体。顾颉刚据之给“封建”下定义：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听做“封建”，封是分画土地，建是建立国家。

后儒不断修饰古代封建，使之整齐划一，加以理想化，如《礼记•王制》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下》等战国时期典籍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记载。此种以周王为顶点，严格的班爵禄秩列，并非殷周时的实态，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均不见五等爵序列。侯外庐说：“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此议若指殷周不存在封建形态，言之过甚；若指“五等爵”系后世裁制，则自有道理。载录春秋时列国原始史料，成书战国的《左传》等文献论及封建制的不胜枚举，而最具概括力的是《孟子•尽心下》的一段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如果说，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诸侯尚未充分掌控此“宝三”，那么，春秋战国的诸侯确乎拥有由“土地、人民、政事”组成的完整主权，这既有别西周封建，又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政制大不相同。

在古代语境，“封建”主要是一个政制概念，却又牵连着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一位经济史家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农奴制剥削，是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役，为了实现这种无偿劳役就不能不有一个适应这种剥削的土地制度，……。正是由于土地是由封建领主根据一定的土地分配办法分配给（即授予）农奴的，建立起上下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封建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关系之上，1.“溥天之下，莫非王土”，2.“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后者又是实现前者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