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载来看，嘉靖是个孝子，从他死后“大孝肃皇帝”的谥号就可以看出来。出于封建教化的需要，孝道本是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何况最高统治者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孝子，奉嗣先父、追崇先王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情了，有时候真搞不懂为何这点合理的愿望还要遭到朝臣们的大力反对。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诸人正是拿“人情”大做文章，在他们看来，天子与普通人一样都不能脱离人情。难怪世宗见到张璁的奏疏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在随后的几年里，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先后入阁拜相，尤其是张璁，从中进士到入阁仅用了六年时间，便完成了许多读书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理想。到此人们不禁要猜测，这些参与议礼的官员难道就是为了取媚世宗博取日后的飞黄腾达吗？难道他们只是将议礼当成一次政治投机？的确，许多人靠此捞足了资本。可细细考证，事情又不如此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将此视为自己仕途上的进身之阶，相反，议礼派中不乏几个操守端正的君子。史载张璁“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后来当有人提出迁献王陵于天寿山并奉兴献帝牌位入太庙来取媚于世宗时，立刻遭到了张璁的反对而终未实现。霍韬在官拜礼部尚书时坚辞不受，还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如此风光霁月般的胸襟，实在难以把他们同那些功名利禄之徒等量齐观。
历史同时证明，议礼派的张璁、桂萼等人的上台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张璁“刚敏果敢，不避嫌怨”，“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桂萼“锐意功名，勇任事”，霍韬则“先后有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且尝荐大礼大狱得罪诸臣”。
议礼事件的对阵双方除了固守他们坚持的伦理道德底线之外，更有其他外界因素渗透其中。首先是党争。嘉靖初年，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大都是弘治、正德两朝的遗老，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则代表着朝廷的一股新进势力，虽然人微言轻，屈沉下僚，但有世宗的支持，议礼派决定与当权派不惜一战。这场争斗的结果以当权派的先赢后输和议礼派的先输后赢并最终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议礼事件中掺杂着意识形态的纷争。在议礼事件中，朝廷分裂成以内阁为首的多数派和反对内阁的少数派，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则缘于学术思想的差异：被奉为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与异军突起的陆王心学之间的交锋。嘉靖年间正是明代心学突起风靡的时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主要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虽然心学没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朝廷中一部分士大夫由习朱熹理学转向习阳明心学。尤其在议礼派诸人中，拜阳明为师、习阳明之学的大有人在。方献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阳明弟子，史称“与主事王守仁论学，悦之，遂请为弟子”。席书在贵州视学时就深受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黄绾与王阳明还是姻亲。这一点还可以从他们入阁后力援阳明入阁一事中得到证明。朱陆之学早在宋朝就已分道扬镳，传统理学将是非善恶的标准归于客观的“天理”；而心学则倡导将评判标准收归自我的主观内心，更加肯定和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和价值。它的评判结果也往往更接近于人情现实。在议礼这个具体问题上，杨廷和和礼部所援的故事正出于宋儒程颢的《濮议》，这种“天理”貌似强大，气势凛然，事实上却僵硬古板，经不住暖意融融的“人情”的冲击，结果是一败涂地。两种思想交锋，王学首次战胜朱学，标志着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虽然心学其后被嘉靖宣布为伪学，然而在民间已渐成燎原之势，直到万历初达到极盛时才被张居正查禁。
简言之，“大礼议”事件掺杂了政治、学术思想等诸多因素，还折射出士大夫们的心态和命运。
摘自：《书屋》2008年第9期 作者：史超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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