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礼议":政治斗争还是意识形态斗争?

明朝历史上最荒诞的皇帝明武宗纵情声色，不到三十岁便一命呜呼，却未留下任何子嗣。按明朝祖制，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这就是历史上的嘉靖帝。嘉靖刚即位便在追尊其已故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一事上与廷臣们产生了矛盾，其后双方争执不下，直到嘉靖八年才画上句号。历史上把此次事件称作“大礼议”事件。

武宗是孝宗的独子，世宗是兴献王的独子。孝宗和兴献王都是宪宗朱见深的儿子，为同父异母兄弟。由于武宗无嗣，根据“兄终弟及”的祖制，他的堂弟世宗在朝臣们的推举下登上皇位。

或许是因为外藩即位，似乎注定了后面会有些不顺利的事情。世宗即位后，想借自己九五之尊的地位权力追崇自己业已亡故的生父，然而却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们的反对，廷臣们的意见很明确：继统必须兼继嗣，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皇父”，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妃为本生父母，不加皇。显然，廷臣们的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不但不能加“皇”字追尊，还被剥夺了父子之名，这是小皇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

按照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的辩解，如此行事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援列朝列代的成例。汉朝成帝和宋朝仁宗在世时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由哀帝和英宗这两位侄儿继承，并且兼继嗣成帝和仁宗。这样不但保证了皇位的平稳继承，而且还确保了老皇帝后继有人，真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现在朝臣们要照搬到世宗父子身上，问题便产生了：既然让世宗承祧孝宗，那老兴献王岂不是绝了嗣？对此，内阁也早有考虑，毛澄提出将崇仁王的次子暂过继给老兴献王为嗣，待到日后皇嗣繁衍，再从中择立一人奉嗣兴献王，如此一来则“天理人情两无全失”。

朝臣们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并没有取得小皇帝的理解。双方僵持不下，经过几个来回下来，世宗在失望之极甚至表示要“避位以奉母归养”。就在此时，一名叫张璁的新科进士的上疏让年轻的皇帝龙颜大悦。他在那篇奏疏中很明白地表示，继统不必继嗣，世宗皇帝还是要以兴献王为父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应追崇兴献王为皇，在京建庙奉祀。此后，嘉靖帝接连收到反对派的上疏。

从情理上来说，反对派的言论更易于接受。张璁此言一出，廷臣们那些引经据典的论证立显苍白，不要说去劝服一位年少气盛的帝王，就连说服普通老百姓也恐怕觉得荒唐。而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的观点则从上到下都无懈可击，就连杨廷和也感叹世宗会“终当从之”。于是杨廷和便利用手中的职权将张璁等人调到南京去做官，迫使世宗在嘉靖元年下诏尊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可事情却远未画上句号，在此后的三年中，世宗接二连三地收到一些下级官员蛊惑翻案的上疏。终于在嘉靖三年，也就是世宗十六岁那年，小皇帝又旧事重提，重新议论起其生父母的地位。由于杨廷和等老臣仍官居要职，他们当然不愿意眼看着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于是嘉靖三年秋七月辛卯这一天，京师的一百多名官员集体“伏阙争哭”，结果“帝大怒”，引发了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廷杖”。没过多久，杨廷和、毛澄、蒋冕等人被迫致仕回家，张璁等人被重新调回京城。九月，世宗下诏，称兴献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以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议礼派诸人纷纷摄取高位，逐渐得势。直到嘉靖八年，世宗颁布《明伦大典》，规定“非天子不议礼”。到此，这桩延续了八年的纷争总算尘埃落定。

不难看出，议礼派的胜利主要还是有世宗本人的支持。由于本乎人情，议礼派的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不容辩驳。首先他们引经据典，从儒家经籍《礼记》中找出了“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长子不得为人后”，“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其亲”等诸如此类的论据，证明杨廷和等人的做法不通人情；其次，他们极力指出以孝宗为父的荒谬之处：一、孝宗并非无嗣；二、若继嗣孝宗将置武宗于何地？同时，兴献王不得以世宗为嗣，又绝了兴献王一脉，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最后，议礼派还直接驳斥了礼部所举的汉宋故事。汉哀帝和宋英宗与当今不一样，他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预立为嗣，养在宫中，与世宗以外藩入继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援古为例。恃此三条，他们同当权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那时，所谓的“议礼派”不过是几个不识时务、恣意发难的小人物。张璁上奏疏时刚中进士，桂萼是个官居六品的南京刑部主事，其余人也只是些不得志的中下级官员。这点微薄的政治资本抗衡的却是以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为首的几乎整个文官集团，真有点蚍蜉撼大树的味道，更像是一时气盛之举。然而张璁中进士时已四十七岁，早过了年轻气盛的年龄，另一位议礼派的重要人物方献夫正在山中读圣贤之书，论起修身养性已臻化境，也不可能去逞一时之勇。事实上，张璁、桂萼等人早就“窥得圣意”。嘉靖本人才是此次事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也许是与太祖有着相同的基因，世宗皇帝内心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专制欲望。但从表面上看，嘉靖对治国似乎兴趣不大，他执政的大部分时间被消耗在西苑的炼丹房和后宫里，将繁琐的国事交给百官去打理。另外，可能是外藩即位，嘉靖还是位个性突出的皇帝，嗅觉敏锐，自尊意识强烈而又刚愎自用。显然，嘉靖元年的那次下诏是迫于内阁和朝臣们的压力所致，而等到嘉靖三年，在与百官们周旋了三年之后，随着生理心理上的日益成熟，世宗最终动用帝王权柄赢得了这场胜利。

从历史记载来看，嘉靖是个孝子，从他死后“大孝肃皇帝”的谥号就可以看出来。出于封建教化的需要，孝道本是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何况最高统治者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孝子，奉嗣先父、追崇先王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情了，有时候真搞不懂为何这点合理的愿望还要遭到朝臣们的大力反对。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诸人正是拿“人情”大做文章，在他们看来，天子与普通人一样都不能脱离人情。难怪世宗见到张璁的奏疏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在随后的几年里，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先后入阁拜相，尤其是张璁，从中进士到入阁仅用了六年时间，便完成了许多读书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理想。到此人们不禁要猜测，这些参与议礼的官员难道就是为了取媚世宗博取日后的飞黄腾达吗？难道他们只是将议礼当成一次政治投机？的确，许多人靠此捞足了资本。可细细考证，事情又不如此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将此视为自己仕途上的进身之阶，相反，议礼派中不乏几个操守端正的君子。史载张璁“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后来当有人提出迁献王陵于天寿山并奉兴献帝牌位入太庙来取媚于世宗时，立刻遭到了张璁的反对而终未实现。霍韬在官拜礼部尚书时坚辞不受，还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如此风光霁月般的胸襟，实在难以把他们同那些功名利禄之徒等量齐观。

历史同时证明，议礼派的张璁、桂萼等人的上台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张璁“刚敏果敢，不避嫌怨”，“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桂萼“锐意功名，勇任事”，霍韬则“先后有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且尝荐大礼大狱得罪诸臣”。

议礼事件的对阵双方除了固守他们坚持的伦理道德底线之外，更有其他外界因素渗透其中。首先是党争。嘉靖初年，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大都是弘治、正德两朝的遗老，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则代表着朝廷的一股新进势力，虽然人微言轻，屈沉下僚，但有世宗的支持，议礼派决定与当权派不惜一战。这场争斗的结果以当权派的先赢后输和议礼派的先输后赢并最终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议礼事件中掺杂着意识形态的纷争。在议礼事件中，朝廷分裂成以内阁为首的多数派和反对内阁的少数派，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则缘于学术思想的差异：被奉为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与异军突起的陆王心学之间的交锋。嘉靖年间正是明代心学突起风靡的时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主要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虽然心学没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朝廷中一部分士大夫由习朱熹理学转向习阳明心学。尤其在议礼派诸人中，拜阳明为师、习阳明之学的大有人在。方献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阳明弟子，史称“与主事王守仁论学，悦之，遂请为弟子”。席书在贵州视学时就深受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黄绾与王阳明还是姻亲。这一点还可以从他们入阁后力援阳明入阁一事中得到证明。朱陆之学早在宋朝就已分道扬镳，传统理学将是非善恶的标准归于客观的“天理”；而心学则倡导将评判标准收归自我的主观内心，更加肯定和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和价值。它的评判结果也往往更接近于人情现实。在议礼这个具体问题上，杨廷和和礼部所援的故事正出于宋儒程颢的《濮议》，这种“天理”貌似强大，气势凛然，事实上却僵硬古板，经不住暖意融融的“人情”的冲击，结果是一败涂地。两种思想交锋，王学首次战胜朱学，标志着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虽然心学其后被嘉靖宣布为伪学，然而在民间已渐成燎原之势，直到万历初达到极盛时才被张居正查禁。

简言之，“大礼议”事件掺杂了政治、学术思想等诸多因素，还折射出士大夫们的心态和命运。

摘自：《书屋》2008年第9期   作者：史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