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全性：面谏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第一人（二）

小平纳谏振兴教育  当场拍板恢复高考

82岁高龄的查全性教授如今虽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他平时的社会事务和学术活动仍然很忙碌，他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采访时，老人深有感概地说：“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当时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当时小平同志亲临会议，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我当时心里虽然很激动，但语气还是很平常。”

查全性还说：“去北京参加会议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然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挺强，有的就差得很远。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的，也有程度差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当时一切教学安排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整个大学的教学水平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就都得等他，大学因此就变成中学、小学了。”诸如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些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再由邓楠在他耳边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些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当场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然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场所做出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影响非常重大的历史性决定，就是当年恢复高考。”查全性强调说：“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话都是一致的。我在那个会议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的有可能解决问题，尽管不是绝对的把握，但还是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线希望。”

小平同志当场拍板“恢复高考”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毛选》五卷用纸印考卷 高考春风吹满神州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校领导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晚上回到家里又向家人说起了在北京开会时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放农村劳动了3年，因为表现积极又被招工回城里当了工人，当时已在武汉重车间又工作5个年头了；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县农村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边劳动锻炼；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他们的前途命运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父亲在北京开会的情况后，当时还十分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运动，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的纸张啊。这两件事如果现在操办起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难题，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行，全国上下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供应，印考卷的纸张和经费成了两大难题。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全部经费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有纸，就先借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关闭了11年的泱泱大国的高考考场终于再次敞开了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考试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又回到了亿万民众的中间。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惟一一次的全国冬季高考，570万学子踊跃报名应试，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声有了春风化雨般的神奇回应!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一个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栋楼，他有3个子女当年同时考上了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名状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啊！”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状元”们，许多都已成了今天国家建设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深有感概地说：“我那次即席发言，没想到会改变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真要感谢小平同志当年勇于振兴教育，诚恳纳谏恢复高考的改革魄力啊！”

摘自：《党史博采》2007年第9期 作者：黄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