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民的抗争

《世界博览》授权刊发，请勿转载

两个真正的英雄

守卫南京的国民党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下属的战车营第一连在南京方山附近与日军战斗，三辆战车被打坏，遗弃在公路上。当时每辆战车中有两位战士，后来其中有一位（姓名已无从考证）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杜聿明（当时装甲兵团团长）说：当他的战车被日寇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们看到日寇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已经损坏的战车里攻击肯定会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于站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日寇第一线部队没有清扫战场，搜查战车，贸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

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四点前后，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日寇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们几十个！”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射击，滚滚倒地的日军有几十人。可是日军也非常顽强，立刻散开，前仆后继地向战车攻击。但好几次都未得逞，因为这一大队日寇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

就这样地战斗到黄昏以后，日寇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趁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日寇突然以机枪迫击炮攻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逃回，回到湘潭向杜聿明报告了以上的情况，杜聿明将信将疑。

后来此事得到证实。1939年12月30日，杜聿明指挥第五军在昆仑关歼灭了中村正雄旅团，缴获了日军的“皇风万里”宣传册，日军在这本小册子中叙述了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讲到了受到这辆战车的埋伏狙击，遭到沉重的打击。杜聿明派人急忙寻找那位脱险的战士，可是发现这位英雄已经在昆仑关战役中为国捐躯了。

游击队的“诡计”

南京虽然被占领，但离城五里路外日本兵便不敢出去，即使是公路沿线，他们还是驾着兵车一边走一边开机关枪才敢去，那儿差不多全是游击队的世界，江北还有国民党保安队，他们配合着红枪会作战，消灭了很多鬼子。所以，一两百日本兵是不敢过浦口去的，每回去总是一两千。白天到那儿，一到晚上又撤过江来。

有一次，三个日本兵坐着一架坦克到江北去，那儿地面非常潮湿，车一陷在湿泥里就走不动了。日本兵从车中走出，打算到村子里去找乡下人来拉，在路上遇到个一美丽的妇人，日本兵便拼命地赶上去，但那妇人不但没逃走，反到一动不动地站着，等他们走近了，就问他们要什么。日本兵乐得嬉皮笑脸，连声“姑娘，姑娘”地叫，那妇人点着头就把他们带到一间房子来，对他们说：她怕见枪炮，要姑娘可以的，把枪炮留在房门外吧。

日本兵一想，她既然愿意带他们来，一定不会有什么诡计的，于是答应了。那妇人先进到房子里去，避入了床中，床的周围被帐密密掩着。日本兵等了好一会不见动静，以为她害羞不敢出来，便跑进去翻开帐一看，天啊!床上是空的，那妇人已不知何处去了。他们正想大喊的时候，门外的枪声响了，三个日本兵就同时被消灭了。

“中央军到了”

日本军以驻扎在南京城里，经过持续三个月的大屠杀后，良知未泯者，难免神明内疚，坐卧不宁，加上南京残存军民，都抱着“时日曷丧，予偕汝皆亡”的敌忾同仇心理，尤使日军在畏惧国军反攻，民军报复之余，无时无刻不在惊慌恐怖之中。

有一天，五六位国军官兵，自南京城外潜入南京城里，匿身于中华路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恰巧有五名日兵，押着四名中国人，经过那间地下室。几位官兵便一涌而出，枪声起处，将五名日军全部射杀，倒卧于血泊之中。然后，告诉那四个中国人说：“你们不要害怕，中央军已经进城了!”

四个人一听，当下便欣喜若狂，雀跃不已，他们疯似地拔足飞奔，欢声大叫，从中华路一直喊到难民区，口口声声的——“中央军来了!”

“中央军进城了呀！”

喊声不绝，一下子，全城三四十万劫后灾黎，莫不鼓舞欢欣，欢声雷动，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奔出门来欢迎中央军，“中央军到了”的喊声响彻云宵。与此同时，满城的日军也就吓破了胆。

日军信以为真，于是，丑态百出，纷纷脱下军装，改穿便衣，抱头鼠窜。兵营、街头，到处可见抛弃的枪械，成堆的黄呢军服，中国人拍手大笑，日本军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来加以弹压，他们竭力制止日军弃械易服而逃，只是那能制止得了，于是，日本军官开了枪，有好些日本兵糊里糊涂，在奔逃之中白白的送了命。

廖耀湘南京逃亡记

廖耀湘，国民党高级将领，1926年七月考入黄埔军校。受校长蒋介石的关照，1930年又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后入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1936年，廖耀湘学成归国，因表现突出，又有蒋介石的关照，顺利步入军界，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参加上海抗战。

是年11月，日寇逼近首都南京。廖耀湘所属的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是保卫紫金山。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反复争夺战，双方伤亡都很大。但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12月南京城破之前，很多高级官员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廖耀湘这样的中级军官仍在抗击日军，率兵打到最后一刻。

许多国民党军队毫无秩序地往下关拥挤，撤退无序，道路拥挤，相互争夺过江船只，场面混乱不堪。

看到如此混乱的场面，同样被困南京城的廖耀湘并没有随大流去抢夺船只过江，而是逃向太平门，这一正确的选择使他躲过了13日从八卦洲来的日军扫射，许多国民党将士死在了下关江面上。

廖耀湘脱去军装，装扮成难民，但并未扔掉随身携带的枪械，和其他几个士兵一起躲在了一个农户家里。日寇到处逮捕国民党的“残败兵”，凡是中青年男性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檐印的，一律当作士兵当场屠杀。

此户主人是一位中年农夫，姓和。廖耀湘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便称自己叫徐贵生，在南京开湖南饭店。听说栖霞寺的监院寂然等和尚已在寺庙里开设了佛教难民所，并向难民施粥，于是几个人商量着一起逃到栖霞寺去。

他12月13日进寺，带着5个军人。入寺后立刻去见了当时栖霞寺的监院寂然法师。法师将廖耀湘等人带到一个较为隐秘的寺院阁楼里，令其躲藏起来。由于日本兵会不时的来搜查寺院，怕日本兵万一搜出廖等人的枪械，发现藏在阁楼里的廖耀湘等人是国民党军人，便把廖等人的枪支扔掉了。2003年栖霞寺清理寺前的月牙池，在淤泥里发现了不少当年中国军人丢弃的武器。这些武器中也许就有属于廖耀湘的那一把。廖耀湘在栖霞寺躲了大约一周。

虽然寂然法师提议效仿江南水泥厂国际安全区的做法，在寺门口竖个安全区的牌子。但是这个“安全区”并不受国际保护。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日本兵也越来越胆大，随时进寺院来“侦察”是否有国民党“残败兵”，见到青年男子手上有茧的就杀；见到漂亮妇女的就带走或就地强奸；见到粮食、牛等牲口或其他好东西的就抢，遇到反抗的随手就用刺刀捅几下。

在栖霞躲藏了大约一周以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廖耀湘带上了几个军人以及和姓马夫来到了江边。自乌龙山炮台中国官兵撤守后，江面就成了日本海军的天下，江面上稍有动静，便是一阵机枪扫射。但仍旧有些滞留江边的船工肯冒险带客偷渡，由于吃的是刀口上的饭，因此价格不菲。廖耀湘等人付钱上了船后，让船夫开船到对岸的黄家圩。

廖耀湘等人上岸后，在当地并未找到国民党的部队。当时又没有电话、广播，外面战事连连，讯息传播阻塞。廖耀湘只得捡一些废旧报纸，看看上面有没有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消息。

有一天，廖耀湘偶然听说瓜埠有国民党贴出的召集旧部的告示，便决定前往查看情况。到瓜埠后，廖耀湘找到了在六合的国民党军队的岗哨，欣喜万分。在军队好好的洗了个澡，换了件干净的衣服，一种再生为人的感觉涌上廖耀湘的心头。

南京失陷3个月后，廖耀湘到达武汉。南京脱险，是廖耀湘军旅生涯真正辉煌的开始，他也将栖霞寺视为自己的福地。1939年9月，廖耀湘指挥的新22师作为第5军主力，夺占昆仑关，全歼日军4000余人；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廖耀湘率新22师歼灭了当时有“钢军”之称的日军第18军团。日本宣布投降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新6军军长廖耀湘飞南京受降、接收。

我怎样退出南京的

倪受乾/文

两年前，当我们担任南京防务的时候，这新兴首都给了我们难以泯灭的回忆。现在那些温暖的回忆都一一变成了失望和忏悔的酸果了，因为，那耻辱的日子来得太快——1937年的12月12日！在这毫无计划的撤退中，成万未发一弹的兄弟们都成了瓮中物！

从中央路、中山东路、丁家桥……涌来的人群汇集成一条泛滥的洪流，随着暮色的渐深，这洪流是逐渐逐渐的在汹涌起来。督战队的枪声阻止着这条洪流的推进，硫磺味的火花，在凝固的骚乱的夜色中闪着光彩。庞大的军用卡车，流线型的私人汽车……拥挤着，公文箱、军毯、自行车、枪支……在人们的脚下阻碍着每一步的移动。

团长派出一部分人去分头搜寻民船，和本师专备的小汽船，剩下的人便焦急的期待着。当然，很快的大家便失望了，民船没有了，小汽船因为江水低落的缘故，在江边搁住浅。虽然是搁住浅的船，竟也挤满了人，恰似一群蚂蚁聚附着一只死蝇一样，因而船也就越发难以入水了。团长忽然大声吼着：“每个人都去找船，不然，我们只有向回冲！”而他自己就在群众扰攘纷纭中悄悄带着两个卫士走了，我看得很清楚，然而我没有转告任何别的人。

“跟我来，要活命的跟我来！现在船只是没有的了，一定要过江的话，我们得赶快找木板，找木板！”环绕着我的兄弟们沉寂着，为眼前的情景所憾，没有一个人敢于回答，更没有一个人移动。

“既然不愿这么干，那我们只有冲，冲出去！把刺刀上起来，子弹压上膛！”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四十八双可耻而怯懦的膝头零零落落的屈向地面。

他们中的一个颤抖着嗓子：“报告排长，为什么我们要冲出去呢，多少万人并不……”一个意念倏地刺到我的脑海里，“啊，训练不够，中国人！”

现在，我置身于一个阁楼上。在微光中，看到手表的短针正指着三点三分。一阵连续的手榴弹的爆裂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过来。

敌人的轻骑兵昂然越过障碍物，把子弹毫无标的的从短短的马枪中放射出去。当我正将驳壳向一个佩着的指挥刀的野兽瞄射着的时候，街道对面的楼房下涌出一群我们的兄弟，三个人迎接着弹雨倒了下去，其余的便与南来的敌人肉搏相遇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手榴弹抛掷出来，扰乱了敌人的尾端，刺刀上的血滴向四下里飞溅开去，我的注意力被一个年轻而红黑的脸庞吸引了去，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这年轻的脸庞解决了八个。但是最后他显然受伤了，痛苦的蹒跚着没入一条小巷里去。

为一股同情和兴奋所激动，我从狭窄的扶梯冲下去，在那小巷中的垃圾桶旁，我发现了他。他手抚着创口，大而明敏的眼，向远天凝望着。“同志，让我扶着你走吧，这儿可不能久留！”“不，我自己能走，只要休息一会，你还可以去拼一下，拼一下啊！”

只要发现敌人，我们就不顾一切的把他们扑灭，同时，敌人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散乱的行列，忽而急疾的跃进，忽而又停止下来。

步兵上士徐金奎同我默默地坐在一间宽敞而黑暗的店堂里，两人拼命抽着烟卷，时而用指头在满布灰尘的矮桌上画一个数目字——计算结果在我们刀尖上的敌人，时而倾听着屋外的战斗的音响。

数目字一个个的增加起来，八小时的格斗，完全在我们的记忆中重现了一次，最后，我们相互来了一个总结：37~41人。两人相对会心的笑着。

14日的早晨，我同徐金奎坐在栖霞山的一棵树下。现在我们已经换上便衣了。山后一千尺的高空中，升起了敌人的观测气球，敌舰在江中来回逡巡着，机关枪如沸水似的向岸边扫射。

收容着一万余难民的栖霞寺，显得异常喧杂而纷乱。难民们听到敌人已经入城的消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各处飞来的关于日军暴行的传言，使得寺僧们的安慰和饰词，不复能解除他们的焦急和恐惧了。

我和徐金奎现在也和其他难民一样，接受每天三餐稀饭的施与，晚上我们便宿在山顶上的一个小小的破庙里。

17日的夜晚，寒冷而凄凉，天上朦胧的夜色从破碎的瓦片中筛落在满布灰尘的神龛上，小庙破碎的墙透进来尖利的风，并且断续地吹进了栖霞寺的钟声。

一个黑影，倏地从门外闯进来，他手上执着一柄刀：“喂，拿出你们的钞票来，奉大日本皇军司令的命令，中国的钞票现在一概不准通用，要调换大日本的！”

对面墙角里的几个难民，都被这个夜半的不速之客的威胁吓呆了，这吼声，激起了另外几个扮作难民的伤兵的不平。徐金奎悄悄地爬向前去，把驳壳猛地举起，瞄准着那不速客的胸膛。那家伙疯狂似地大声号叫求救起来，震耳的枪声惊哭了母亲怀里的孩子们，这古怪而顽强的家伙迎着枪声，尖嚎着蹲下去，终于在地上痛苦地游动着而不声不响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徐金奎把那个汉奸尸体拖出去掩埋了，一个老者犹豫地走近我们的身边，低声说：“要过江吗，五只洋一个人？”

“过江，在什么地方？”

“过去两里路。”他指着偏东的方面。

敌舰傲然在江面来来去去，显得很匆忙。远处有几只小木船摇荡着，大约也是载着与我们同样命运的人。有时，敌舰上的机关枪会对这些木船来一阵突然扫射，甚至迫令停止检查，或不准通过。当我们的船渡过二分之一航程的时候，正好一只小型巡洋舰从西往东去，舰上的敌人用望远镜向我们瞭望，急得摇船的老人直跺脚，叫我们把身子缩到船舷下面去，好让敌人以为这是一只空船。焦急和恐惧就这样压抑着每个人的心……

终于小船一步步的挨近北岸了，全船人的脸色也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愈近北岸，血的国都、被蹂躏的国都也就离我们愈远了。我胸中蓄着一腔急待发泄的羞辱、愤怒和仇恨……

（原载《战斗的素绘》，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