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25号楼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邓小平在信中表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去年十月十日的信”,指那天邓小平给汪东兴转华国锋并党中央的信。在那封信里,邓小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4月14日晨,邓小平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月10日那封信修改的有关情况。当天,华国锋就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
此后,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前去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央转发他那两封信等情况。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严辞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的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追述了同汪东兴、李鑫的否定“两个凡是”的谈话,并进一步指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按3月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让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明确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个星期以后,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外国记者迅速报道了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他们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从此,邓小平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上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