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权夺势,好哥们成仇人
但蜜月期不长,很快,张、徐就进入了互相仇视的争斗期。张和徐各怀鬼胎,都有各自的打算。张想利用徐,扩张奉系的势力;徐则企图利用张,达到扩展自己势力的目的。
在北军南下不利的情况下,徐树铮把奉军摆到了南下的最前线,充当替死鬼。徐在汉口设立了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6个混成旅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3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任务。
此种“后娘”般的作战部署,引起张作霖的警觉。张立即调回奉军3个师长,并欲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作战部队。尽管徐信誓旦旦,但张不相信徐,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当替死鬼,打头阵。自此,徐、张之间,产生了嫌隙。
7月28日,天津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第一次参加。会后,张留在天津,查一查徐代行总司令期间的表现。这一查,看出了问题。从3月23日段内阁复活时起,徐一共代领奉军军费515万元,奉军实收只有180万元。其余大部分都被徐私用了。这就是说,徐树铮在欺骗张作霖。
同时,奉军暂编第1师师长张景惠密报,徐树铮和杨宇霆私自编练部队。原来徐与杨不想久居人下,合谋利用从陆军部领取的奉军军费,招募新兵4个旅,以奉系日本士官军校毕业生丁超、于珍和皖系军官宋子扬、褚其祥为旅长,瞒着张作霖,在洛阳和信阳两地训练。张作霖得知此事,十分愤怒,立即下令免去徐的副总司令职务,并将杨宇霆逮捕关押。杨宇霆后经段祺瑞说情,撤职了事。张向段祺瑞告状,段祺瑞在徐编成的部队中,划拨给张一部分,此事才算作罢。
自此,张、徐交恶,埋下了徐要暗杀张作霖的种子。
徐与张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是在是否裁撤段祺瑞的边防军上。段祺瑞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义,编练了一支私人参战军。计有3个师和4个混成旅,是一支很有威慑力的私人武装,由徐树铮亲自统帅。一战结束,参战军没有存在的理由,便先改名为国防军,后改名为边防军,以图欺骗舆论,保存下来。“大总统”徐世昌无权,只得听命于段祺瑞。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徐世昌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本来徐世昌把徐树铮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然而,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居然成为拥兵一方的西北王。
与此同时,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受到了直奉两系的坚决反对,他们共同把矛头指向了段祺瑞的武装边防军。 1920年3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4月9日,直系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的名义,先后召集8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此后,直皖两系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徐世昌电召张作霖进京调停。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曹锟一边的,现在却以一副貌似公正的样子,假意进行调停。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西的廊坊车站迎接张作霖。张作霖虚与委蛇,明显不冷不热。到了北京,徐树铮又到张作霖官邸拜访,张作霖借口身体不适,不予接见。这更加挫伤了徐的自尊心,徐对张恶感加深。
调停期间,直系提出5条意见,最关键的一条是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管辖。张作霖对5条都表赞同,特别是撤军的第5条,更是极力促成。段祺瑞和徐树铮则把这一条作为底线,表示,至少要让改编后的边防军归段祺瑞管辖,徐树铮还要留任西北筹边使。
徐世昌权衡左右,感到直奉两系势力强大,有直奉两系的支持,可以对皖系动手了。于是,在7月4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职务,令其留京供职。至此,徐树铮成了无职无权的空头将军。徐树铮把这笔账都算在张作霖头上,杀机顿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