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成礼:敦煌性文化之父（二）

几年时间过去，史成礼教授洋洋洒洒40万字的《敦煌性文化》专著问世。史老的书，把人带进一条历史老巷，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秘宫深史尽收眼底。读者很有可能会走进一个巨大的困惑之中：敦煌莫高窟首先是一个佛教殿堂，为什么在这座佛教殿堂里，会出现猴子手淫的塑像、裸体飞天的画像？在敦煌遗书Ｓ1360卷《金刚般若波密经》的卷尾，为什么竟会赫然画着男性的巨型阴茎？敦煌遗书Ｐ2702卷，是藏文的教科书，为什么会赫然出现四幅体位各异的性交图？

人类的天性，永远要求对世间万事万物探究根源，寻求解释。这种寻求，不仅在于寻求人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成了中国本土宗教的基础。由于拜物教和多神论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所以，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人类便制造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天国的幸福只存在于虚幻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便是反性。

然而在中国，宗教远没发展到极致禁欲、性与神相容共存。中国的道教很看重性交的养生功能。传入中国的佛教，还存在有崇尚性修炼的派别，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欢喜佛在敦煌有，在其他不少地方也有，甚至作为性教育的手段，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以莲花、摸子洞代表女阴崇拜，以塔、石柱、华表等象征男根，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存在于敦煌经卷中的性插图就是很正常的了。而猴子手淫的塑像和裸体飞天画像的出现，也许是出于工匠和艺术家对宗教的嘲讽，但其历千年而未被毁，不正说明整个中国宗教文化氛围之宽容，远不是西方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可同日而语的吗！

尽管如此，对于神的忠诚侍奉以及对于尘世生活尤其是性诱惑的抵制，仍然是中国佛教进行神职人员内部整肃的常备不懈的内容。莫高窟257窟南窟画有著名的《沙弥守戒自杀》的训诫壁画。一位父亲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寺庙剃度为僧。小和尚受到了严格教育，六根清净。一天，小沙弥外出化缘，那家施主是位情窦初开的美艳少女，见了小和尚便情不自禁，就要以身相许──与小和尚阴阳交合。小沙弥不为所动，为了维护自己的“僧格”就自杀了。少女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内疚、自责，于是便坦白了自己的过错，承认小沙弥的自杀是拒绝自己的色相勾诱的结果。此事感动了国王，为了表彰小和尚的坚贞高洁，特以香木火化，并修塔供奉，极尽殊荣。这个故事的价值取向显然是贬辱少女（性），褒扬沙弥（神）。这是“女人祸水论”在神权领域的表现之一。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宗教总是想方设法与世俗的至高权威──皇权结为同盟。

中国历代的社会生活更多地带有某种世俗化倾向，即使在理学日盛的明清时期也不例外。所以，也才有了《金瓶梅》那样的小说。而远在唐朝，居然会出现浓墨重彩专门歌颂性生活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篇体现了古人关于阴阳衍成万物的哲学思想──“赋”的残卷于上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值得一提的是，白行简并不是什么医家、房中术家，所以他的性兴趣、性知识、性观念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性知识在唐代的普及程度和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其中的不少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摘自:《人物周刊》2006年4期  　作者：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