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耕文明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消失了,但它还保存在两种“媒介”之中,一是“典籍”,一是“农民”。对农民的考察,实际上是通过对这种“化石”般存在物的考古,追寻某种消失的精神。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在组织结构的方式上、乃至根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是今天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完成农业文明批判的任务,更没有完成对它的“扬弃”。相反,坏的东西沉渣泛起,好的东西消失无踪。
农民与土地
农民(还包括渔民、牧民、猎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这种身份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分工的结果。猎人是及时将动物杀死的人,牧民是对动物执行“死缓”的人,农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在具有生长性的泥土上,农民渐渐与植物精神合而为一,泥土和植物就成了农民的集体潜意识。施宾格勒在讨论市民和农民的区别时说:“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西方的没落》第2卷,P78,上海三联)
农民没有现代的历史观念,他们的历史就像是泥土上的植物史:从生长到死亡,从播种到收割,循环往复,代代相传。他们的历史同时又是个体自身的自然生长史。从生存空间上看,中国农民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这种布局空间同样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关:将生长与死亡交织在一起,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盘;左右两边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就像丛生的植物中的一员。他们追求一种元素层面上的“天人合一”。施宾格勒说:“作为这种生命情感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看到村庄的象征形态,在房间的布置中,在外观的每一个线条中,我们皆可以洞悉到其居住者的血统。农民的住宅就是定居者的伟大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它的根深深地种植在自己的土壤中。它就是最神圣意义上的财产。”(同上注)。
真正的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这正是他们在现代这个由线性观念支配的世界中遭遇悲惨的根本原因。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中,隐含着一种由生长性的土地意象导致的“植物模式”,并由此引伸出特殊的价值模式——没有绝对的死亡,复活也包含在其中;没有绝对的毁坏,生长也在其中;没有绝对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爱恨交加、褒贬合一、模棱两可,都是他们典型的话语方式。彻底否定或全面接受,都不是农民的思维方式,而是市民对待农民的方式。甚至在农妇的骂人方式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她们的辱骂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贬低,而是一种否定和肯定合而为一的方式。
土地的消亡,就是农民的消亡;土地的丧失,就是农民的丧失。泥土意象被石头意象所取代的趋势,也就是农民被市民所取代的趋势。
经验的黄昏
在《土地的黄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曾经从时间到空间,从依附在劳动实践之上的身体经验到器物对身体经验的支配,从家族血缘制度到现代乡村“政治”等各个层面,对乡村经验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黄昏是一种暧昧的状态,是明与暗、生与死、动与静的交界处。大地上的一切,都以一种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长。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还在悄悄地行动,尘土的微粒和草叶的根茎都在喃喃自语。农民也沉睡了,但他们的梦还没有睡,他们的梦,在召唤稻谷和子嗣的种子。黄昏之后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种可见的“静”和不可见的“动”中运动。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动和静。这是一种来自土地的经验,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为一体的经验。按照这种经验,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动”的形式表现静;黄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静的形式表现动。这就是动静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价值观念的自然基础。静是动的极端形式,就像动是静的极端形式一样。自然和天道的运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环的过程,并不是给明和暗、动和静划界,恰恰是在模糊它们的界限。农民对这种对边界模糊的明暗和动静的体验,与自然运行的天道是合而为一的。这种体验或经验的中断,也就是体验者与土地和自然关系的中断。
真正将明和暗、动和静截然分开和对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城镇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镇彻夜不灭的灯火,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边界。在那个由灯光和钟表划定的边界之内,我们看到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静穆的世界之中狂欢不已。这个喧闹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农民文化中的另一极,是被生产所抑止的一极,只存在于农民想象的魑魅魍魉世界之中。现在,它“真实”地出现在土地上和农民的面前,充满了诱惑,一种欲望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