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女儿在纳粹集中营恐怖回忆（二）

德国法西斯６月２２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１２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

没有多久，我们十多个夏令营的孩子被德国鬼子塞进闷罐火车，押往德国境内。火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挤在臭气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车里，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车，站在刺目的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这才相信自己还活着。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我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拿走了父亲送给我的派克钢笔，那是父亲给我的惟一纪念。我不知哪来的胆量，悄悄将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我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以后，这枚胸章成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从这个城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棂上，我用手掌摩挲着胸章，只有这时我才能拿出来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许就会自由了，明天或许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为皮鞭、做工、吃发霉的黑面包。

对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无情整整伴随我在集中营渡过了４个寒暑。

我被押送纳粹集中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失踪，让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收复沦陷区时，他亲自下达指示：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总司令的女儿。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城市也没有找到我。

大家都以为我遇难了。

谁能想到此时的我会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无疑，因为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一个患病的弱女孩！

在集中营里我受尽折磨，亲眼看见许多无辜的人被屠杀，至今想起心里都颤抖。

集中营，这个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的名称，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血腥残暴、丧失人性的场面。我亲眼目睹过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看见一个个苏联战俘走进一个大房子“洗澡”后，再没有活着出来，他们被毒气活活憋死。记得一次，德国兵当着我们一群孩子的面，打断了一个１０岁的女孩的手臂，然后又让这痛哭惨叫的女孩，用自己的断臂一铣一铣为自己挖一个坟坑，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用大皮鞋将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踢进坑里活活埋掉！所有的罪名就因为她是有犹太血统的女孩。

至今，那“扑通扑通”的盖土声还常常盘旋在我耳边，只要想起来，心就阵阵地颤悸！

当时，我在法西斯眼里是个瘦弱不说话的支那女孩，他们任意嘲笑我，耍弄我。动不动就毒打我，因为我骨瘦如柴，他们都懒得动手打，用大皮鞋就可以把我踢出几米远。那些年里，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鞭痕棍瘢，终日累累。进集中营后，我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磨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

一天，一个德国兵看押，看见我脖子肿胀得厉害，就带我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那个医生用深凹的蓝眼珠子注视了我一眼，那眼光充满了鄙视。白衣天使沦为侵略者，竟比魔鬼还要恶毒三分。他抓起一把剪刀，压住我的头，上来就是一剪刀，剧烈的疼痛使得我浑身颤抖，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这丝毫没引起这个医生的怜悯，他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活生生用剪刀剪开我脖子上的结核块，把脓血硬挤了出来。

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这个混蛋医生竟然觉得是他的恩赐，要我谢谢他。我头一扭，捂着脖子，哭着跑回牢房，身后传来一阵大笑。没有几天，结核块又开始溃疡，这次溃疡面积比上次还大，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那时德国鬼子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否则我的结局不会是一把剪刀，恐怕比那个活埋的犹太女孩更加悲惨。尽管我活到走出集中营的那一天，可我哪里还有个人形？１８岁的大姑娘却还像个１５岁的小孩，发育几乎停止在进集中营前的水平上。瘦弱得皮包骨头，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成片的溃疡，整天淌着脓水。因为长期与世隔绝，我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整整４年没有说一句中国话，俄语讲得也不流利，德语又没有学会，我只能终日默默无语，显得我更加神秘和孤独。

至今我说话都不太流利，残酷岁月的痕迹刻得太深，太痛，以至影响了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