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国姓与国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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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姓与国讳

鸣 弓

（一）皇帝·万岁

人皆有姓名。姓氏，从祖上传承而来，除非特别例外，一般是不改易的；名（包括等于别名的字、号等）则由长辈或自己取，也有死后由他人议定赠送的，例如谥号。

大凡有点墨水的，取名讲究选个好字眼，似乎古今皆然。恨不得用尽天下好字眼的，自然是政治权力垄断者皇帝。“皇帝”作为最高的专称，其本身就是嬴政精心选择的好字眼。《谥法》云：敬民则法曰皇，德蒙天地曰帝。显见，这是仅次于“神”的两个最高级褒奖词。嬴政自称“始皇帝”，而后二世、三世……千世、万世，子子孙孙永远独霸天下。皇帝梦做得太美也太贪，无奈却被二世而亡的严酷现实将其击为齑粉。

皇帝俗称“万岁”，当然也是好字眼。不过，代谢有规律，百岁已难期，加之皇帝们沉溺声色，纵欲过度，透支生命，能挣扎活到中年就很不易了，寿至耄耋者绝对稀有，屈指可数，仅萧衍、武则天、赵构、爱新觉罗·弘历等几人而已。为了谋求长寿，万岁万万岁，皇帝们前仆后继地表演着求仙问药、上当受骗的闹剧和铅汞中毒的悲剧。只此一端，亦足见天子并不圣明。

（二）国姓与政治奖惩

姓氏原本无所谓好与坏，譬如张、王、李、赵，似乎就很难区分彼此的高下。然而，原本平平常常的姓氏，一旦成为皇帝的姓氏，便立即身价百倍，被尊为“国姓”矣。能和皇帝同姓即是一种荣耀，能同宗同族就更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产。

王莽做了皇帝，内心总觉底气不足。他急需抬出一个阔祖宗以压倒刘氏，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既是黄帝虞舜之苗裔，王氏为国姓就显得堂堂正正，丝毫也不逊于刘姓了。

刘备来自社会底层，靠编席贩履糊口，凭他这身份参与逐鹿中原，实在没有什么资本。但是，因为他姓刘，三百年前与皇帝是一家，便可“先姓夺人”，赢得政治筹码：天下是俺老刘家的，是俺祖爷爷的祖爷爷高皇帝刘邦三尺剑马上打拼得来的。现如今要坐江山，也该我“汉中山靖王之后”刘皇叔，唯我才是正宗龙种，你姓曹的姓孙的，算什么玩艺？靠边去！

西晋末，匈奴人刘渊起兵，高举的也是汉朝国姓“刘”这面大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依高祖称汉王。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东晋末，草头王勃勃原是匈奴右贤王的后代，本姓铁物，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他认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取徽赫与天连之义，这倒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国姓，勃勃甚至连曾经的国姓“刘”也不放在眼中。

皇帝奖赏功臣，除了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封地赏钱以至赠送美女外，还有一种荣誉性奖品：赐国姓。恩赐你国姓，与皇帝成为“一家”，那是最高看得起你，政治上信任你，堪称高规格、很庄重的政治大奖。

娄敬建议刘邦都关中，为刘邦所纳，刘邦便赐娄敬姓刘。待王莽称帝，王姓成了香饽饽，而刘姓已然残汤剩羹矣，王莽拿了国姓王赏赐刘氏有功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被赐姓曰王。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北齐文宣帝高洋尽诛诸元，定襄令元景安为保命，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本来的国姓元，因为国家的衰亡非但不再高贵，反而变成了要命的罪名，聪明人元景安选择了弃旧图新——主动请求姓高，以此表示与新政权保持一致；其堂兄元景皓不愿改姓新的国姓，结果掉了脑袋。

唐开国功臣徐世勣被誉为“纯臣”，赐姓李，遂名李世勣，后避太宗世民讳，又改名李勣。和徐世勣一样获此殊荣的还有幽州总管罗艺、吴王杜伏威、石州总管刘季真、蔚州总管高开道、代州总管胡大恩、云州总管郭子和等。

有时，某些动物也沾国姓的光而受到特殊保护。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唐朝的鲤魚可真是跃过龙门，好造化了。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武家。武则天以太后临朝称制，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武姓政治股票急遽飙升，前景诱人，盖过了昨日皇皇第一姓李氏，马屁精傅游艺立即投资“武股”，上书请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氏，傀儡皇帝睿宗李旦很识相，也顺应舆情主动上表，自请赐姓武氏。不能责怪李旦数典忘祖，实在是时势使然，不得不尔。

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泡在“豹房”，懒得亲自过问朝政。陪皇帝玩的除了宦官，还有许多小人，朱皇帝玩高兴了，就收他们为义子，赐国姓。其中一个叫钱宁的自称“皇庶子”，备受宠信，言无不听。认皇帝做老爹，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明清之际那位收复台湾的郑大英雄，本名森，曾被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朱，改名成功，人因以“国姓爷”称呼他。

赐国姓，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皇帝拿出他的特殊政治奖品李姓赐给大臣朱温，讵料朱老三竟不给皇帝面子，当即予以拒绝。此何故？此时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一派末日败亡气象，实权已转移到朱温手中，李姓含权量远不及朱姓多，朱温当然不稀罕你那个劳什子“国姓”了。

皇帝既然可以赐赠国姓，当然也就有权剥夺或曰开除反对派的国姓，以为惩罚。三国吴国孙秀乃孙权之后，正宗皇族，因见恶于末帝孙皓，惶恐不安，乃率兵降晋。孙皓盛怒之下，追改孙秀姓“厉”，那是极其严厉的政治处分。不过，孙皓的这个处分其实是一纸空文，无由实施；孙秀政治避难到敌国，照样姓孙——对方看重和炒作的也恰恰是他的“国姓”——官做得比在吴国还大。

唐朝那位备享尊荣的重量级元老李勣，子孙们借他的光，自然也姓国姓了。可待其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对其惩处，且累及已经作古的李勣：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撤销生前一切职务头衔），发冢斫棺，复姓徐氏——老老实实姓你的徐去吧；姓李，你不配！

李勣们被改姓徐，实际上是恢复了原姓氏，遭遇姓氏处罚更惨的，是李千里。这个李千里和在位皇帝唐中宗同辈，同是唐太宗的孙子，一样的龙种，只因参与了太子李重俊的夺权斗争，事败，遭到视权力为命根子的皇上的严厉处罚：开除李姓，改姓“蝮”氏（这是中宗从他母亲武则天那里照抄来的），而后砍头——做鬼，你也不能做李家鬼，只配与虫豸为伍！

围绕国姓进行的奖惩，标准只有一个：政治上和最高始终保持一致，绝对忠诚（愚忠尤佳），就奖；反之，则惩。

国姓作为崇高的政治荣誉，除了可用于政治奖惩，还限定着皇族种群的贵族圈。因为姓沾上“国”字号，就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总有人冒充“与皇上一家子”。在皇族内部争夺中，也会在姓氏上做文章，指责对手是“野种”。

东晋的皇帝是否姓司马，似乎也需要划个问号。据说晋元帝司马睿，就是琅玡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和牛姓小吏私通所生，名义上姓“司马”，而实际却是姓“牛”，故称“牛继马后”。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八卦，房玄龄领衔主编的《晋书》，白纸黑字记载着，不会是无稽之谈吧。那么，东晋的国姓就该是牛而不是司马氏。不过，东晋皇帝还是承认他们姓司马，或简称“马”——不然就是“姓不正，言不顺”。《晋书·恭帝纪》：“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皇帝司马德文悔悟不玩射马游戏了，并不能挽救国姓被改换的命运，因为想“射马”、换国姓的人多的是，前有王敦，中有桓玄，后有刘裕；还有苏峻、祖约、孙恩、卢循，等等。

五代后唐石敬瑭有不臣之心，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实质也是扭住姓氏不放，那意思很明白，末帝李从珂的那个李姓是冒牌货。

突厥与唐和亲，武则天派侄孙武延秀去当女婿，讵料突厥竟不买账。突厥默啜对唐朝使者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默啜致书数朝廷之过，其中就有“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一条，突厥可汗竟认为红透了中国的武氏是小姓，根本不配娶可汗女，这让武则天很没面子。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贿赂皇帝左右，党羽甚众，觊觎大位久矣；而公开宣称的造反理由却是：当今皇上朱厚照并不是已故先皇孝宗之子（原是野种，而非正宗龙种！），今奉太后密诏，令我起兵讨贼。那时候没有DNA技术作亲子鉴定，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实力，谁胜了就依谁说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