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不过，即便是光杆司令，也没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作？
神宗罢工时间有多长不大好计算，据《明实录》说，万历四十三年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道，皇上您老人家不见我们大臣已经二十五年了。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罢工了二十六年。
说老实话，翟凤翀这话是有点冤枉神宗了。
其实神宗皇帝还是在接见大臣的。
虽然他闹罢工不上朝办公了，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是可以去皇宫见他的，譬如大学士叶向高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可以见上一面，不过就是难度大些而已。神宗罢工不上朝，大臣有什么事得跑去神宗的住处等接见，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神宗立福王为太子呢？
万历是抱定了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会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咱们就这么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六年，神宗终于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也不老少，多少也算出了口气。不过因此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道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
其实，神宗这么做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御史乃是言官，干的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例如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就是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打卡这件事上来了，难道神宗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显然不可能，门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但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由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人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二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为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还还不算是多的，为同一事上奏章的最高记录，大约也是由叶向高创造的。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他和神宗两人的这份执着劲，都很令人叹为观止。（5）
神宗此种对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空缺职位的的做法，除了严重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危害国计民生之外，还使得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言官们安然无事没有挨板子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神宗“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据说神宗见了之后大怒，但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就是不搭理，让大臣无可奈何。
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他骂得更凶了，这份骂皇帝的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是骂神宗率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后来干脆说他无一念及民，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位暴君、昏君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通常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见到。譬如讨伐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而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的，这大约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绝无仅有了。
但是，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长，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6）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神宗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所以将奏章留中不发。至于他的后一道奏章，有可能神宗没见到，可即使如此，这田大益的免祸，似乎就不能说全因神宗不看奏章之故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后来大多成了东林党人，并且成为了中坚分子。
明季的东林党起自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当时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修复了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聚集在一起，其中又以江南士人为多，渐渐成为了一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引起了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7）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和依附于其的齐、楚、浙党，由于这个集团的主力是宦官，所以又被称为“阉党”。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阉党”的激烈反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获取了天启的宠信，形成了继奸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开始从朝议疏章之争一变为生死之争，达到了斗争的顶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则乘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上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党羽又做《东林点将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为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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