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年终特稿：2008，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斯蒂芬·茨威格将这句话写在了自己人生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最后一页。谁也没有想到，当这句悲怆的感叹最终于1944年付印为铅字时，对生活充满了期待的奥地利天才作家已在两年前和妻子一起在巴西服毒自杀了。
这位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经历了人生前三十年老欧洲的太平盛世，几乎是眨眼之间，人生后三十年遭遇了那个时代社会和经济暴风骤雨般的混乱：大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平民财富榨汁机般的洗劫，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剧烈变更，战争与屠杀，国家和信仰轰然倒塌?
脆弱敏感的茨威格无法面对群星璀璨的人类文明怎么会在40年内诞生了人间地狱般的两次世界大战。他用生命祭奠了1914年7月文明崩溃前那繁荣而和平的欧洲。并将“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的历史拷问，印在了《昨日的世界》的扉页上。
巧合的是，《昨日的世界》出版的194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对市场自由主义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批判著作”（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展望》的创办人罗伯特·库特纳之语），也同时问世。
和茨威格一样，沐浴过老欧洲繁荣余晖并最终受纳粹迫害而流亡英国的两位奥匈帝国子民——哈耶克和波兰尼，都期望借此回答茨威格的历史拷问——1930年代全球社会经济的崩溃乃至战争的历史缘由。
对哈耶克而言，欧洲社会经济的崩溃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完全是背叛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果；在稔熟哈耶克和其导师米塞斯的市场自由主义的波兰尼看来，恰恰相反，正是19世纪以来将整个社会沦丧为商品关系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带来无法逆转的巨大贫富分化，其激化的矛盾和怨恨为希特勒之流登上权力顶峰扫平了道路。
谁也想不到，二战结束不到 40年，历史再度诡异而无情地把人类社会当作实验场，企图现场测试两位经济思想家理论碰撞的爆炸威力。
1980年代初，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作为新自由主义“教父”的哈耶克连同他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一时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特别是一直活到1992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也因之以全球化的名义彻底统治了世界。
历史又前行了20多年，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一帮由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投机者组成的“赌徒”，以新自由主义的旗号绑架了世界经济，演出了一场没有节制和道德的财富狂欢，并最终在2008年9月以市场自由主义“圣殿”华尔街的崩溃为开端，拉开了一场至今仍然难以看到沟底的全球经济坠落进程。
“如果波兰尼仍在世，对美国当前金融风暴的发生，将一点也不意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谈到本轮金融危机时认为，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又一次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这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自发调节的市场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
而它的恶果，却是全人类再次面对莎士比亚在其名剧《辛白林》中喃喃而出的那句怨咒：“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2008年12月，退伍回家的张宏兴选择了卖掉自己的刚刚买下的房子。在经济一片萧条之下，这位跑煤炭运输的司机不得不放弃自己对妻儿的承诺“奥运会之后成为城里人”。因为失业，他无力偿还贷款。
从2003年的“房改新政"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业狂飙突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成为中国最暴利的行业，而且也创造了国际房地产和住房业利润最高的“世界纪录”。无数家庭因为买不起房子而积累财富，并希望通过股市等投机渠道尽快拥有自己的家。但制度畸形的股市，只不过是另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赌场。一位网民调侃说，“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成分是房奴和车奴，如果你还没有这个X奴的身份，要么你已经富裕啦，要么你就连做个中产阶级都不配，连做奴隶的首期款也没有。”
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3％，而中国为7.4％。相比较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5％左右，印度只有8.7％，“这表明，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2005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调研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但另一方面我国GDP从13.58万亿元增长到24.66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全国财政收入从2.17万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年均增长22.6％；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4951.2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2.9％。
过去几年时间内，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急剧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在政府保护资本的政策引导下，不但得到了体制性的巩固，而且开始主动干预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去向。
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本钱’。用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和谐’。11月26日上午，28岁的袭警杀人案罪犯杨佳，神态平静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至此，一桩源于对警察执法争议的社会冲突而导致的恶性报复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就此结束。
“人只有逼急了才会干出这样凶残的事。”采访中，一位已经“退役”并从事过刑侦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诉《商务周刊》，“不顾忌后果向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罪犯，甚至不少。但这样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一致谴责，而是得到了民间舆论很大声的喝彩，说明我们的社会系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当这些市场自由主义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画面表演在社会现实中时，刘洪波认为，“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人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
本文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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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