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14年前：克拉玛依大火亲历（二）

三

1994年12月7日，新疆自治区教委检查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96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歌笑语。18时20分左右，舞台上方的一盏照明灯烤燃了附近的纱幕，坐在前排的人们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道。很多人当时并不以为然，认为仅仅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而已，演出还在继续进行。一分钟后火势迅速蔓延，电线短路，所有灯光瞬间完全熄灭，高高的幕布带着火苗向人们砸来。人们混乱了，生存的本能开始让人们疯狂逃窜。友谊馆内浓烟滚滚，到处都是火光，人们的衣服被烤焦了，头发被灼热了，没有办法呼吸。他们就着火光疯狂地冲向各个门口，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继续向前。然而大部分的人们失望了。

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此时其他几个供人逃生的安全门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去向。此时的友谊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反应快的一批人成功逃生，而剩下的人们则成了火炉中肆意烘烤的人肉燃料，仅仅过了二十几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水火无情，这样简单的四个字在这一天深刻印证了沉重的历史。据一名生还者事后告诉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股飓风山呼海啸般席卷而过，人们发出惨绝人寰的嘶叫，争先恐后四处逃命。在绝望的人群中，他拼命向前向前，自己也不知道是跑向那个方向。四周到处都是火光却感觉漆黑无比。有人摔倒了被踏在脚下，后面的人停不下来，只能踩踏过去继续向前，即使你不想踩也停不下脚步。我真是幸运，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大门。当我手脚并用刚刚爬到门外，卷帘门就掉了下来。生死就在一瞬之间。我听得清清楚楚，里面的人还在拼命砸门呼喊。可是———在我后面，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跑出来了，他们全都死了。说到这里，他伤痕累累的脸上不断抽搐着。

那个傍晚，没有任何的组织，几乎是全城的人都自发参加了抢救工作。友谊馆周围单位的人们来了，周围居民区的老大爷老奶奶们来了，更不用说参加演出活动的孩子们的家长了，街上所有的车辆司机都自发运送死者和伤员，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在这样一个灾难瞬间，各民族人们的心坚固地凝聚到了一起。冲在第一线的照例是我们的人民警察、武警战士和消防队员。许多人的脸都熏黑了，头发也烤焦了。我单薄的身影也游走在忙碌的人群中尽着绵薄之力，在人群中我还看到了我的父亲———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警官，他的脸上汗水和泪水一起交错纵横。说句实话，当时的抢救现场零乱而无序，差不多是完全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英勇无比。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事发突然，让所有人愕然，但是也充分暴露了我们毫无防范意识和对突发事件应急的方案。这个城市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丁点儿的风吹草动。而且好像内地的大部分城市，都存在这样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歌舞升平，好大喜功，部分领导有时好像更关心自己的政绩工程。火灾发生后，当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携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封的大门，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又返回去几经反复才打开了坚固的死亡之门。这样的时候，延误一秒钟也许就会断送一条生命，我们又人为地延误了多少个一秒钟呢？承担友谊馆灭火任务的克市消防支队驻地就在准噶尔路边，距离事发现场只有短短几百米，如果消防措施得当，工具准备充分，我敢说很多死去的人又多了几分生还的机会。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这里悲天悯人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我们却可以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

四

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参加演出活动的师生、干部和其他人员共有796人。大火中，死亡325人，包括少数民族73人，其中288人是年龄在8～14周岁的中小学生，烧伤130多人，其中重伤致残60多人。

2002年8月，因为洽谈公司业务，我来到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八大处旁边的中国整形医院。这是一座很精致的院落，亭台楼阁，古色古香。在等人的时候我去小卖部买饮料，没留神被一个严重烧伤的女子撞了一下，我抑止住尖叫屏住心跳的同时赶紧道歉，尽管并不是我的错。她也是来买东西而且和售货的小姑娘有说有笑，看得出她是这里的老熟人了。她走后，半天我都缓不过神来，说实话，那张脸已经不能称其为人脸了，两只眼一只半闭半合一只朝下耷拉着，耳朵只剩了一只，脸上有无数条疤痕，沟壑交错。从她领口露出的皮肤可以推断她身上的皮肤也是如此，一个女子这个样子会多么骇人，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她的声带也坏了。我想像着手抚摸在这个身体上的感觉，而她自己对这一切则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她是怎么变成这样？我张口问道。火烧的呗。售货员小姑娘不屑地白了我一眼。你怕这个还来这里？不是怕，是因为……我无言以对。不是怕是什么？小姑娘上下打量着我，确实明媚亮丽的我和这里的环境太不和谐。周围人很多，走来走去，有拄着拐的，有包着头的，有坐着轮椅的，就是正常人也都是灰头土脸。大街上中国人的状态大都如此，更何况是在这里。我木然而立，小姑娘有些同情地看着我。哎，你听说过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吗？什么？克拉玛依？唉，不知道就算了，那场大火烧死了300多个人呢。刚才那个女孩就是大火中幸存的，她来这里时才11岁，现在已经快20了。她的父母一直陪着她，看样子她的一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了。小姑娘叹了口气，低头数钱去了。我目瞪口呆，八年了，已经整整八年了，在这样一个偶然的瞬间，我竟然遇到了克市那场大火的当事人。而她的名字，我依稀记得当时是作为一个小英雄的称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她被严重烧伤了全身90%的面积又奇迹般活了下来。她的事迹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也让我流了无数的眼泪。我一直记得。而我作为那场大火的见证人，我们竟然对面相逢不相识。这难道是上帝冥冥中的指引，我只想快快地逃开，逃得越远越好。

克拉玛依市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位于东经84度44分～86度1分，北纬44度7分～46度18分之间，全市面积950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 14.7平方公里。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黑油”。在距市区100多公里处，有一处世界典型的雅丹地貌，号称“魔鬼城”，是全国八座影视拍摄基地之一，《还珠格格》《卧虎藏龙》等许多著名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克拉玛依是全国解放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多年来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素有西部名城、戈壁明珠、沙漠美人等美誉。多年前，著名音乐家吕远的一首《克拉玛依之歌》一夜间唱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从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近十年的女刑警生涯里，我亲自见证了这个边陲小城发生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刑事案件，亲手鉴定过近千起杀人、伤害、抢劫、爆炸、强奸等各类案件，和战友们一起把各式各样罪犯送进监狱送上刑场，无论什么样的案件现场我们刑事技术人员都是冲在第一线，血腥场面早已是见多不怪了。但是说句实话，“12·8”灾难的惨烈在我心底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那个难忘的傍晚，我在混乱的人群中帮着搀扶伤者,维持秩序，有时候也分不出来哪是活的哪是死的。手脚冻得完全麻木了，心理却一直处于愕然的状态缓不过来。一车一车的人源源不断送往医院，死的，活的都堆在一起，有的车门都来不及关好就开走了；有的车门还半开着，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甚至连胳膊腿儿都露在外面。就这样一车一车不知道运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是满脸黑灰。这时候，现场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我接到命令，去医院支援。那个晚上，我没有吃晚饭，没有时间也没有胃口，我知道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吃晚饭。

克拉玛依市职工总医院位于市区中心准噶尔路边，和负责救火工作的消防支队，仅仅隔着一个农贸市场。12月8日夜，这所已有几十年历史为油田人民救死扶伤口碑甚好的老牌医院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考验。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快步跑到医院大门外时，看到围墙周围已经挤满了很多人。在人群中我见到支队的一名侦查员，他告诉我：赶快到住院部门口挡人。当我跑向住院部门口，才知道了所谓挡人的意思。医院的烧伤科病房就在住院部大楼中，其实这个时候也不分什么科室不科室了，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已闻讯到来进行抢救。刚开始，运来的人还可以往病房中安置，然而很快就没有床位了，后送来的人只好躺在过道的地上，已经死去的人则直接送入位于医院后大门处的太平间。病房大楼里到处弥漫着焦糊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此起彼伏。

死人太多了，伤者也太多了，医生护士们只能先进行最基础的抢救和治疗。我看到一个运送液体的小护士手脚一起抖个不停，脸色煞白，推着小车在满地的伤者中绕来绕去。我和男女同事们则站在一起把住住院部大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市民都已经知道了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的情况，但是具体的伤亡情况人们并不了解。尤其是有孩子和亲人参加了当天演出活动的人们，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全都赶到了医院，他们尚还怀有几丝希望。领导给我们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进入住院部。我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场面混乱极了，不明状况的家长们急于了解自己孩子的生死或者伤情，都想进到病房里看个究竟。他们悲痛万分，情绪冲动，根本不听我们劝说,红着眼睛往里冲。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组成了一道坚实的人墙。

人们在往里冲，我们在拼死阻拦，队伍扭来扭去像条长蛇，两边的人同时都流着眼泪。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一位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找找我儿子吧，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女人憔悴的脸上涕泪纵横。而我的眼泪也不比她少。此刻，我是如此理解这位母亲的心，真想放她进去，我是警察更是女人。可是现场每个人都是那么值得同情，都是那样充满了期盼，我无法滥用自己的情感。一旦防线突破，人群失控，就会引起大的骚乱。所有的人冲进病房，伤者将无法得到正常救治，会发生严重感染，医生会无法正常工作，会贻误最佳治疗时间，更不知道那么多家长一旦知道自己心爱的孩子已被活活烧死，惨不忍睹，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毕竟是人，所以我们只能不断跟自己作战，这本是我们的使命。北国隆冬的夜晚，天气寒冷极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和悲痛一起折磨着我们。穿着警用皮夹克的我早已冻僵，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鼻孔里的呼吸都结成了冰碴儿，人仿佛在真空中一样，缥缥缈缈。

到了凌晨一点钟，刑警队接到通知，全体人员立刻赶往殡仪馆。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决定把死难者的尸体开始运走。20分钟后，我们分乘五六辆警车来到殡仪馆。远远望去，殡仪馆灯火通明，大门洞开，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作好了各项准备。我们刚到一会儿，运送尸体的车辆就源源不断开了过来。那个场面太瘆人了，一车一车的尸体卸下来，一溜溜摆放在大厅地面上，不一会，几百平方米大厅的地面上就摆得满满当当。少数民族死难者的遗体则单独摆放在另一个小厅。我们穿行在尸体的中间，默默给每个人盖上白布单。屋内虽然有暖气，可地面还是十分冰冷，我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发生火灾的第二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工作组一行数人在刑科所崔国兴处长的带领下星夜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克市，会同我们市局刑警队技术大队一起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国内其他一些医院著名烧伤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也迅速赶到克市救助伤员。

我从来不相信人的眼泪能够流干这句老话。但是在那之后几天时间里，不仅是受害人的亲属，就包括我———一个表面看似和这场火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局外人，所有的眼泪也一起流干了。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在那样的时刻就无法不动容。

当所有的死难者都集中到殡仪馆后，我和市公安局刑警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我的顶头上司房伊平法医、祝志伟法医还有公安厅的崔国兴法医，米瑞华法医等人编在了一个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死者拍照，统计死亡人数,确定每一具尸体的死因，协助死者家属辨认尸体。连续几天几夜，我们就在尸体堆里摸爬滚打，浑身上下充斥着难闻的味道。一直到现在，我对焦糊味道都异常敏感，无法忍受，这成了我的心病之一。

死难者中，大部分都是年少青春的独生子女。这些家人心中的小皇帝在一夜间突然变成了火灾中的祭品。这样的巨变太突然，这样的伤痛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已经是无以言表。开始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由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以及姑姑、姨姨、叔叔、舅舅们组成，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这样的场景好像成了当时的惯例，而那样的几天对感同身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场永远的灾难。我一边忙乱地工作，一边在克拉玛依异常凛冽的寒风中一点一滴流干了有生以来所有的眼泪。

有一位父亲，坐在冰冷至极的地上，他身边是烧焦了的女儿，他紧紧握着那双已经变黑了的小手，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亲人陪伴，就那样直愣愣地坐了整整一天。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只是想陪着女儿走完人世间最后一段艰难的旅程。

有一家祖孙三代前来认尸，那是个极其美丽的小女孩，五官精致，化了彩妆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宛若睡着了的仙女。她恰好待在一个角落所以没被烧着但却被浓烟活活熏死。第一遍尸检后就确认她早已死亡，下了通知。她家人却怎么也不相信，摸着小姑娘绵软的身子，看着她安详的睡姿，他们确信她还活着，又来乞求我们：法医同志，你们一定搞错了，她真的没有死。她年迈的奶奶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我们无言以对，如果真是我们鉴定错了那该多好。为了能给他们已经破碎的心少许安慰，我和公安厅的米法医一起流着泪又破例为小姑娘进行了一次特殊尸检。

越往后面，辨认工作越是艰难。有一家人凭着孩子腋下残缺的毛衣哭着喊着将孩子抱走，可是过了一会又将孩子送了回来，因为回家后他们发现孩子脖子上挂的钥匙打不开自己的家门，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要记录的是我一位朋友———刘志军，他也是“12·8”大火中的死难者之一。对这位昔日的好友，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遇难前，刘志军是克拉玛依电视大学一名宣传干部，在克市很活跃，整天挎着相机扛着偌大的摄像机晃来晃去，有不少作品，并且在当地小有名气，身高一米八几，非常英俊。单从外貌上讲，他甚至不比时下流行的当红小生们逊色。我和他早就熟识，又是本家，相处一直不错。偶尔也会出去一起吃个饭喝个茶什么的，彼此之间有几分欣赏。就在“12·8”前一个月，他还兴致勃勃挎着相机来到公安局，以穿警服的我为模特拍了一组照片，并且把其中一张发在了报纸上。在这之前他也为我拍过不少照片，戏称我是个不错的平面模特。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因为这事还引来不少人的风言风语。

可是那个灾难的晚上，我并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就在我脚下跨来跨去，我们竟然是对面相逢不相识，而我却始终无法帮助他。一直以来，想起这事我的心中就隐隐发痛。我记得，因为当时的死者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无法确定身份，所以我们只能挨个进行编号。被编在前面的遗体都残缺不全，衣冠不整，在忙碌之间突然听到地下死人身上有传呼机的声音响起，我不寒而栗。在漆黑的夜色中，躺着一地死人，只有我们十几个人幽灵似的在里面穿梭往来，突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叫我们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最后我们看清楚是被编为二号的一具烧得只有一米多长男性尸体上，有一条烧剩下半截的皮带，呼机就挂在那里响个不停，他膝以下的部位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心情异常沉重，这一定是哪家有人参加活动后没有回家亲人在寻找，而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把真情告知。

呼机时断时续地响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后来也许是没电了才安静下来。一直到开始认尸的第二天，我听人说电大刘志军也烧死了，通过同事们反复辨认,确定二号尸体就是刘志军。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这真的是他吗，那个阳光般健康灿烂、笑容明朗的高大男子？我无法相信。刘志军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已经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安度晚年。当初刘志军为了让年迈的老母能够经常出来吹吹风、见见阳光，自费找人把居民楼楼梯修成了一条长长的缓坡。那个可怕的夜晚可以想像，当刘妈妈看到心爱的儿子彻夜未归，焦心如焚，一夜未眠，花着老眼用颤巍巍的手无数次拨打了电话呼唤自己的儿子。假如当时我知道躺在冰冷地上的人群中有我的朋友；假如我知道传呼机那头是一头白发的他的老妈妈，无论如何我至少可以替他回一个电话。

据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小男孩后来讲，当时友谊馆内大火熊熊燃烧，烟雾弥漫，他拼了命想往高达近两米的窗口上爬，然而却力不从心，正当他左摇右摆用尽力气快掉下来时，觉得后面有双大手稳稳地托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是大个子照相的叔叔。就是凭借这一把力气，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纳闷，凭着健康身体和良好体能，刘志军为什么没有跑出来呢？他身高腿长原是最应当跑出来的人才对啊。是他确实跑不出来还是他把这种机会留给了别人？我们永远不得而知。